“疑难案件是否有唯一正确答案、如何为疑难案件找到正确答案”是法理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当代西方法理学的核心议题，该问题由德沃金与哈特的论争引发后，对疑难案件司法进路的理论探索日益受到关注，相关研究表现出从“内在视角”到“外在视角”的历时性变迁，前者立足于对司法者本人解释法律的内在心理过程进行控制，以促使其获得正确的解释结果，后者则以规制司法者自身之外的影响因素为侧重点，以保障其正确裁处案件。这一外在视角又包括程序主义和新程序主义两种理论。程序主义理论注重司法者的选任和诉讼程序方面的规制，新程序主义则强调司法主体公开自己的思考并与其他主体展开平等对话和讨论，同时借由良好的对话、商讨环境，达成共识。学术脉络上，新程序主义理论表现多元，但实质要义均是否定传统的司法者独断式决策模式，主张在司法过程中引入商谈、对话和辩论机制，认为司法过程是一个诉讼参与主体间的合意形成过程，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结果更具可信赖性和可接受性。与以往疑难案件司法应对理论不同之核心在于，将疑难案件的实体性判断难题转化为程序性规则标准，即只要司法过程符合理性辩论规则的程序性条件，那么由此获得的裁处方案就可以被视为是公正的、正确的。现今，共享这一内核精神的较具代表性的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又称理性交往理论）、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等，在欧美学界日渐取得重要地位。　　就我国来讲，目前有关上述商谈理论、法律论证理论的学术研究也已悄然兴起，法理学、刑事法学研究中，一方面，源于该理论的对话、商谈方式作为司法（包括疑难案件司法）的一种理想决策路径选择赢得了众多追随者，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研究者主张谨慎对待，有的甚至明确否定将其作为我国疑难案件司法的学术进路，特别是近期，学界以近年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几例刑事疑难案件为例对商谈理论是否适用于疑难案件的决策，以什么方式作用于决策展开了激烈论争。可以说，在该理论视域下对疑难案件司法问题的探讨与争鸣，本身就说明了这一论题的意义、价值及其在我国的受关注度。　　总体而言，经过不同路径的探索尝试与发展变迁，现今，中外理论研究均不同程度地将决疑的理想方案赋予了商谈理论。但由于该理论还仅处于一种理念建构或已有的商谈规则较为复杂、理想化，其在价值导向上的明确与运作进路上的模糊给司法理论与实践带来了一些困惑，相关的争论也很大程度上是因此而起。基于初步观察，笔者认为，就上述商谈理论模式的立基点而言，其在我国疑难案件司法中确实存在着制度与实践的现实根基，实践中的“商谈式”司法可以作为疑难案件司法运行问题的起点。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理论与实践争论的上述问题如何作答，“商谈”如何更有效地服务于司法或根据司法实践调试自己，这仍然是商谈理论未竟的主题。对于这一论题的研究立场，笔者认为，“评论”不如“发现”，与其争辩其理想性缺陷或对其如何实现价值预设进行理论构设，不如回到现实观察这一商谈式司法雏形的真实运行样态，解释其如此运行的成因，为疑难案件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商谈式司法理论的完善提供不同面向的经验素材与思考视角。　　秉承这一认识立场，本文以华南A市刑事检察实践中的疑难案件为研究对象，在疑难案件的决策意义上将商谈的主体限定为以检察主体为中心的司法主体，以经验法社会学研究为方法主线，以社会学上的结构化理论及社会实践理论为理论预设，从商谈的“证立”与“证立方式”两个层面观察检察主体在不同类型疑难案件中的商谈表现，描述“商谈式”司法的经验面貌并进行相关归纳。　　文章分导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导论主要就选题背景、相关研究、文章研究进路包括主题、对象、切入点的确定、研究方法与理论预设、资料及其来源、文章总体结构与内容作简要介绍、说明。正文共分五章，第一、二章分别进行了理论背景及研究对象所处社会背景的介绍与分析。第一章理论背景部分主要是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以及实践中在疑难案件司法进路探寻上的脉络梳理，导出商谈理论现今作为疑难案件司法进路的广受关注性与相对共识性，并通过我国刑事制度与实践的初步考察，认为可以将其确定为研究起点。第二章以引发笔者将实践中疑难案件的商谈式决策与该理论进行对接思考的两个个案及相互对比为例，对“商谈式”检察司法运行的制度与实践概况进行了描述，并对其核心——承载疑难问题“证立”及“证立方式”样态的检委会讨论进行了较细致的分析。　　接下来的共三章主体部分，分别以三类不同的疑难案件及其商谈式司法决策运行为观察场域，就置身于其中的行动者的不同表现进行描述、分析。第三章侧重于观察行动者的活动场域、认知与技术，兼顾了商谈过程与实体决策或者说“证立”与“证立方式”两个方面;第四章侧重于观察动态运行过程或者说“证立方式”;第五章侧重于观察行动者的话语或者说“证立”理由或话语表达分析，以期从这种静态的说理中找寻商谈者在面临疑难时的行动意图。　　第三章以“诉前”疑难案件的决策为中心，从“点”“面”两方面观察了行动者在检察组织内部参与商谈运行的状况。“面”状方面，揭示了实践中存在于组织内的三个呈层级式的商谈圈，并以智识、信息、认知在不同商谈圈的平行交流和纵向推进为主线，描述了疑难案件在检察组织内通过不同商谈圈的推进运行的总体情况。“点”状观察中，以行动者在商谈中的具体表现为视角，拣选出“技术”、“惯习”、“策略”三种疑难应对样态，或分或总地概括了不同层级不同身份的行动主体在商谈中的不同决策技术、组织决策主体在不同疑难性质问题上的认知惯习或倾向、不同司法场域、环境中行动者的不同策略，意在表明案件性质、商谈角色、组织利益、商谈环境等因素对商谈的影响的同时，突出行动者还着力于积极让自身在商谈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的能动性，以及对各种利益关系的有效平衡。最后又专节对一个具体个案进行了立体观察，以弥补上述分析在细致、连贯上的欠缺，观察分析中重申了法律智识裁量空间的存在、商谈主体角色、当事人利益及社会效果、组织利益等因素对商谈方式及商谈结论形成的影响，对“诉前”疑难案件“为何如此商谈”这样一个核心进行了回答。　　第四章以“诉后判前”疑难案件即检法对诉讼中定性存在分歧的案件为研究对象，观察法庭之外的检法商谈，摄取的行动者是与法院、法官直接对话的检察院、检察官，针对的问题仍然是分歧意见如何经过商谈得到化解，其间检法各自有着怎样的表现，侧重的是商谈的动态运行过程，找寻的是组织之间商谈表现的逻辑关系。对于这类疑难案件，检法之间一般通过协调、补充公诉意见书、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等形式商谈，这些商谈都以法律监督名义进行，但就其实际运作及在司法中的效能来看，其意义更在于检法两家对分歧认识的沟通与交涉。在此意义上，本文认为，上述各种商谈式做法既有一定的制度关照，又并非完全在制度的预设意义内，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具有制度边缘性的检察应对模式。而我国特色宪政制度的有意预设、现实司法环境的挤压与推动以及商谈自身在应对疑难问题上的效能则使得上述商谈成为应对疑难案件的必然选择。同时，政法职业认同的认知倾向、组织利益的维护及检法对各自利益的不同追求又使得双方在商谈中表现出合作与抗争两种不同的态度。另外，经由不同形式的检法商谈后，案件的后续走向同样反映了检察机关在商谈中所持司法态度的背后逻辑。撤诉后的检察处理、不撤诉后的法院处理以及无罪判决后的检察态度也仍然延续了检察权威、检法关系、案件所处场域对案件决定的影响。据此，可以认为，商谈态度往往取决于特定场域中法律、资源、权力关系、组织利益的博弈。　　第五章主要围绕疑难案件商谈式司法的商谈内容即“谈什么”展开。选取“判后”在定性、量刑问题上存在认识分歧的疑难案件为研究对象，包括死刑、普通量刑、定性“错误”三类抗诉案件，以商谈者对所持观点的理据阐述为观察点，对处理具体个案的不同理据进行了全面收集与分类描述，以期从静态的说理中找寻商谈者在面临疑难时的行动意图，包括表面形式意图、实际真实意图，以及意图后反映出的影响疑难案件商谈决策的不同因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因素。对商谈者理据运用的分析表明，商谈者的认知倾向、案件自身性质包括案件的社会结构、案件争议问题的法律属性、案件所处的程序位置都是决策理据的关键因素，商谈者在商谈中会因案而异地调整自我司法态度与司法目的，其间一度程度地存在着对相关规范与抗诉目的的解释游移、刑事政策理解的态度冲突。但这并非就意味着商谈理据的杂乱无章，形式、内容丰富、多变的理据背后，其实体现着一定规律性的话语逻辑，这就是法律智识话语、社会效果话语、权力关系话语的交替转换与合并使用，商谈者对之的分类整理与综合权衡，往往就决定了一个疑难案件的程序走向与实体结论。　　结语部分对商谈运行进行了一个全貌整合，主要是从“谁在参与商谈”、“商谈怎样进行”、“影响商谈的因素”三个方面描述“商谈式”司法的经验面貌，在此基础上，结合其间实体性问题“证立”与程序性问题“证立方式”的相关特点，尝试着将上述经验运作归纳为一种权力/制度模式。接着，以法律、制度、行动者为三个关键元素，对“商谈式”司法的经验面貌进行了框架性解释。最后，对文章选题的理论背景作了一定回应，以期促进对本文论题的递进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