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收入和财富对于子女的收入及其社会身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在现代社会中出现了“富二代”等现象,这种现象可以用代际收入流动性理论来解释。所谓代际收入流动性是指子代收入对于父代收入的依赖程度,可以使用代际收入弹性来测量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一般而言,代际收入弹性越大,子代收入受到父代收入的影响越大,代际收入就表现出极强的传承性特征,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小;反之,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大。代际收入流动性可以作为测度社会机会均等程度的有效指标,如果一个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小,则表明该社会存在社会阶层固化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趋于活跃,逐步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户籍、区域等各种约束,实现了劳动力自由流动。本文在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托达罗模型和成本-收益理论的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劳动力迁移决策拓展模型。模型表明,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动因在于追求较高的收入和较高的人力资本回报。对于向外迁移的劳动力而言,可以摆脱社会资本较为贫乏的条件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父代社会地位、职业等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因此,劳动力迁移行为有助于打破代际间的职业传递,促进社会代际收入流动水平的提高。为了深入研究劳动力迁移行为对于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本文基于CHIP数据进行测度,将劳动力迁移变量和代际行业传承变量共同代入代际收入弹性估计方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通过回归分析劳动力迁移可以通过两个路径促进我国代际收入流动的提高:一方面劳动力迁移会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改善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工资水平,促进收入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劳动力迁移行为可以减少以家庭背景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有利于削弱代际间的职业传承,发挥人力资本的主导作用,促进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高。为了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实现社会平等,我国可以从以下方面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一是政府应当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地提高劳动力迁移的自由度;二是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格局,为低收入群体向外迁移和流动创造条件;三是要通过建立相关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来保障迁移劳动力的合法权益;最后还应当努力削弱我国行业与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合理的因素,打破行业进入壁垒,规范行业用工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