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剧增,由于之前分税制改革,各地政府纷纷成立借贷公司来进行大量筹资,使得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迅速增大。为此,2014年政府出台《新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来融资,政府只能在规定的限额内,以发行债券的方式来筹资,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大,融资渠道受限。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可以让私人资本以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参与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来,国务院和财政部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尤其是对PPP模式的大力推广。PPP模式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基于合同,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共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种模式,可以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放大资金效应,促进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但是近几年PPP项目的快速发展,使PPP模式逐渐走向异化,引发了一些财政问题。例如,在一些PPP项目中,地方政府为了引入社会资本,出现“明股实债”、“融资担保”、“承诺最低收益”、“固化回报”、“采用隐蔽手段绕过10%支出限额的红线”、“将BT方式伪装成PPP模式”等变相举债行为,最终造成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新增,让财政再次陷入危机。本研究从公共管理学科出发,运用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通过文献分析法、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探讨了在PPP模式下,地方政府性债务是如何产生的,并提出一些防范建议。首先,文中通过研究PPP模式的运行机制、政府在PPP模式中的财政支出责任、PPP模式中涉及的参与主体以及权责关系,在理论上探讨了PPP模式下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生成机制,并给出相应的债务生成机理图。其次,通过全国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财政部、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平台搜集相关PPP模式发展、地方政府债务的数据,并以图表的形式展示出PPP模式发展已取得的成效、地方政政府债务情况。然后,通过对4个案例进行分析发现PPP模式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应用中存在着PPP异化为新的融资平台、PPP风险分担机制不成熟、缺乏契约精神、PPP法律制度不完善、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承能力论证不足、缺乏专业化的机构和人才等问题。最后从完善PPP立法,提供制度保障;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加强信息披露;做好物有所值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培育契约精神,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加强专业机构设置,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防范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