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2018年修宪设立了宪法与法律委员会,这一专门委员会的职责展开即成为研究热点。其推进合宪性审查的职责颇具争议,多数学者将这一职责与统一审议法律草案、备案审查制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探寻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设路径。但对这两对关系的探讨绕不开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合宪性审查范围,并且明确审查范围是迈出开展合宪性审查的第一步。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合宪性审查都没有明确具体的对象,加之《立法法》并未区分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致使合宪性审查范围处于混沌状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设立为这一范围的研究提供了新鲜视角,应给予高度关注。本文以2018年修宪为背景,立基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宪法地位,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合宪性审查的范围进行了研究。首先从宪法文本出发明确这一专门委员会的宪法地位,探讨其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同时阐释了合宪性审查职责应当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如何展开。其次,对合宪性审查范围的界定动因进行了分析,明确了致使审查范围不明的阻碍因素,同时分析了界定标准。最后,运用前述界定标准,确定了合宪性审查的对象,进而从审查深度的角度,明确了其审查方式及审查标准。本文认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承担推进合宪性审查职责时,仅有判断权而无决定权,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协助者,同时这一职责的承担要求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具有更高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合宪性审查范围不明确其就无法开展审查工作,致使合宪性审查范围不明的原因有二,一为我国法律体系并未明确合宪性审查的对象,二为未区分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同时,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工作效率考虑,亦须明确合宪性审查范围。在界定这一范围时,须遵循宪法至上原则,契合法的效力规范等级,同时达到审查全覆盖的目的。宪法至上原则要求以法律的合宪性取代法律的正当性,法律应当接受合宪性审查。而在法的动态规范体系之下,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对法律以下的法规范进行合法性审查,层层递进,从而实现法律体系的统一性。我国当前法律体系中,仅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未受到任何形式的审查。因此法律应成为合宪性审查的对象。由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合宪性作出决定不存在自我审查的弊端,并且宪法的政治属性为我们找到审查基本法律合宪性的具体机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自我审查、自我纠错的审查模式符合宪法的政治属性。合宪性审查标准则为合宪性推定原则。此外,应采取事后审查的审查方式,不宜将合宪性审查融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的阶段,其是立法过程的一部分而非事前审查,因此法律草案并非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合宪性审查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