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生产要素、以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技术作为重要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个人数据能否跨境自由流动直接影响到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作为信息传输机制,个人数据的跨境自由流动需要兼顾其他利益。从国内层面来看,各国基于历史传统、文化水平、产业利益、市场准入、国际形势、地缘政治以及价值理念间的差异而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单边规制模式。从国际协调机制上来看,各国在开放的框架中则表现着不同程度的克制。是故,如何解决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与数据保护价值理念间的冲突。在碎片化的数据分割视域下如何协调不同的数据处理机制。对于我国当下的数据法域现状,如何在形成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础上建立驱动自约机制,并且加入乃至主导双边或者多边的数据合作。上述问题导致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现实发展与数据的顶层设计和规则制定不相适配。具体而言,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基本理论的视角,通过历史研究的方法,对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研究范围、正当性根据、历史溯源和发展、价值导向进行阐释,以此来理清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基本意涵,明晰国内和国际双层规制路径,澄清跨境数据流动基于个人信息自决权和国家数据主权的规制必要性,追溯规制的背景,以及揭示个人数据自由流动与规制的价值之争。第二部分,从国内规制的视角,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欧美俄三国的规制模式选择进行了剖析与比较。其中,欧盟的事前充分性保护模式在保留充分性认定的同时,嵌入了替代性保障措施;美国的事后问责式模式以行业的隐私保护规则为标准,并对违反该标准的组织机构问责。不过,近年来美国开始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关涉国家安全的个人数据进行严格规制;俄罗斯的本地化严苛模式以国家安全为立法宗旨,不仅要求数据存储在本国境内的服务器上,还要求在本国境内留有数据备份。第三部分,从国际规制的视角,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探讨了国际多边协定中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主要区域贸易协定对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以及美欧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抗衡与协调。其中,从多边角度来看,OECD指南只具有示范性意义,108公约的约束范围和约束力有限,WTO多边协定规制不明,WTO诸边协定因成员方分歧较大导致搁置;从区域角度来看,APEC隐私框架是美国模式的翻本,TPP和USMCA亦由美国主导,采取“原则+例外”的规制路径,只是后者取消了“各自监管需求”条款;从双边角度来看,美国和欧盟既通过TTIP进行制衡,又通过《安全港协议》和《隐私盾协议》协调两者间的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而且还实现了APEC和EU的互认。第四部分,从规制困境与出路的视角,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制在单边、区域以及多边框架下面临的问题。一方面,三种规制模式有着理论逻辑以及实践效果上的缺陷。另一方面,区域和多边框架的症结,即GATS第14条的“例外规定”与TPP“正当公共政策”的解释和澄清也无法解决。此外,因达成多边协议十分困难,所以现在各国的当务之急是改进和完善国内立法,以此促进区域协调,并最后达成统一的多边协定。因此,笔者提出了“负面清单+正当公共政策”的国内路径重构。与此同时,区域性和全球性执行机制也促进了各国规制机制的协调。第五部分,从我国规制的视角,在对中国规制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前述对域外国家模式和国际路径的评析,提出解决方案。为此,在国内层面:我国应该加紧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坚持维护数据自主权的前提下,减少数据本地化的规制;建立分类和评估机制;设立隐私执法机构,发展第三方认证机构;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保护性域外管辖权。在国际层面:我国应在前述隐私执法机构建立的基础上,积极加入CBPR体系,便于与美日的跨境数据流通;通过制定保障性措施,符合GDPR的要求,利于与欧盟的跨境数据流通;在WTO和由中国主导的区域性谈判中推行自己的主张,以实现更大范围的跨境数据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