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关注艺术教育,聚焦于戏剧教育的问题,主要通过对南京市Q社区内儿童戏剧课堂的个案研究,呈现儿童戏剧教育的具体开展过程,从微观层面展现儿童戏剧课堂中的家长、教师、儿童的互动,来探讨儿童戏剧教育本土演变的影响因素,并将其放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进行分析。本文关注的一个极具文化意义与社会学意义的现象是,儿童戏剧教育在大陆由于缺少政策和制度的支持,其开展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民间性。首先,儿童戏剧教育的主要推动者为非盈利的、或致力于社会创新的社会组织；其次,在很多时候,儿童戏剧教育与其说是作为教育运动的一环,不如说是作为社区建设运动的一环被定位的,并主要在社区中推广和展开。儿童戏剧教育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与以艺术赋能、在地文化营造、公民社会建设为目的的社区建设结合起来的文化运动。但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这样的儿童戏剧教育并没有取得所预设的效果。虽然缺少政策和制度的支持,教育政策和制度在儿童戏剧教育民间化的过程里却从未缺席。剧场内的隐式教学实践中,儿童的游戏与工作(即课堂)仍处于强分类和强架构下,存在着清晰的界限,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仍受到传统课堂秩序的制约,教师理念中的平等和赋能并没有完全地被传达,学生被动地学习既成事实的知识,维护稳定的课堂秩序。剧场外的家长顺从于学校的体制和规范,戏剧教育被寄予了功利性的认知和需求。戏剧教育通过艺术赋能和在地文化的营造,本应该成为情感共建、公民公共参与得以实现的可能方式,然而家长更加关注的是,儿童戏剧教育可以让孩子学到什么、获得什么。他们对于戏剧教育的学习结果仍然寄予了标准化考核的期待,对其超越所谓“教育意义”的公民建设的文化意义一面感觉麻木。课堂内隐式教学的实践和课堂外的家长的压力也从班级过大、社会化不当和建筑不合适三个方面集中体现了隐式教学的不适。儿童戏剧教育这样学术性、陶冶性的学科向日常生活靠拢,却因实用价值的不高而不被认可,所以不得不去向“实用性的知识”妥协。这样的妥协既来源于儿童戏剧教育其本身自在的规则支配——较长的教育过程和精致的语言符码,也受到了在实践和推广过程中的压力——包括以家长为代表的“看得见的”群体需求以及以“看不见的手”的形式存在着的教育体制施加的压力,最终都指向了带有功利色彩的,依然尚需改变的教育体制。儿童戏剧教育展开过程中的家长、教师和儿童的互动,在微观层面体现了公民教育的不适,可以借此反思到宏观层面的公民社会建设与市场体制、国家体制的微妙关系。事实的课程观、实用的、功能主义的“美学”影响着儿童戏剧教育的适应和转变,使得公民教育异化成了“单纯的素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