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山西省临汾市龙子祠泉域为例，利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大量民间水利文书、档案资料和口述史料，把集体化时期的水利社会放到长时段中进行考察，以水利制度为切入点探讨了集体化前后水利社会的变迁状况。从具体内容而言，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研究的基础，包括绪论和第一章。对本选题的缘起、论证基础、所用资料、方法手段、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区域的环境特征给予交待。指出该文本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新发现的第一手资料对一个水利社会的类型——泉域社会进行的深入考察，并试图通过水利制度的研究来探讨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内在逻辑。　　第二部分:集体化时期龙子祠泉域的水利开发，即本文第二章。该部分首先对传统时期龙子祠泉水的传说、开发和渠道之形态进行了探讨。指出，最晚在两晋时期，龙子祠泉域一带的人们就开始利用泉水;唐宋时代开始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基本奠定了传统时期的渠道形态。然后，考察了集体化时代的水工建设，包括传统灌区的改造和新灌区的建设两方面。传统灌区改造的方式包括截弯取直、延长渠线、渠道防渗和渠系名称的变更。改造后，渠道输水效率提高，灌溉面积扩大，新的渠道名称被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新灌区的建设是该区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由原来单纯依靠泉水资源，变成引泉与引汾两种类型。灌区范围扩大至四县境内，受益农户大大增加。　　第三部分:集体化时期的水利管理组织，即第三章。此部分首先考察了集体化之前水利组织的变迁过程:据史料记载，宋元时期龙子祠泉域的水利管理组织已经基本成型，明清时期地方精英在水利组织中的比例逐渐增大，民国时期一些新的因素充斥着传统的水利组织。但真正的变革则开始于集体化时期，其间又经历了1957年前后两个阶段。1957年前，完成了对传统水利制度的改造，属于新制度的过渡期和磨合期。1957年后，水利管理中又出现很多新的内容和元素。大型水利工程在建设时组成临时性的工程指挥部，所在行政区党政领导任总指挥。在工程建设者和经费的来源方面，与以往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型水利工程结束后，临时的工程建设指挥部撤销，新工程的管理一度陷入困境，这使得政府不得不进行组织管理的调整改革。　　第四部分:集体化时期灌溉制度与技术的变革，即第四章。关于1950年代水利建设中的技术问题，不同于珀金斯所谓“修建工作和治水技术本身几乎没有改变”，龙子祠灌区的实践表明，这一时期无论对大型工程建设还是田间日常灌溉都非常重视新技术的运用。为此，国家通过组织优势最大限度的进行技术试验和培训，将技术推广至最基层，许多农民技术员即是诞生于这一时期。而民众也用自己的智慧进行技术创新，发明了很多新式工具，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不仅如此，国家还在水利制度与管理方面进行不断探索。这些探索和实践都是水利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环节。　　第五部分:集体化时期水利建设与运行的制度保障，即第五章。此部分首先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分析了传统时期水利制度的结构特征。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主导了大型水利工程的开发，另一方面也从正式制度角度规定了民间水利规约的基本原则。民间具体的水利规约则来自于一系列习惯性行事原则，它与民间的水神信仰共同构成非正式制度，并通过渠长—沟头这一管理体制保障实施。这一结构从11世纪持续到20世纪前半期。当然，在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其中的一些元素发生了变化，而且时有违规行为挑战水利秩序，水利纠纷不断出现，但它并没有影响秩序的长期稳定，而是一次一次地维护了传统。新中国的建立实行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正式制度大行其道，传统的非正式制度逐渐销声匿迹。集权式的动员体制在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集体化时期之所以在水利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根本原因在于集体化体制提供了水利建设所需的一切资源。这一制度通过各种动员方式将民众高度统一起来，充分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并进行大范围的区域间调动，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农田水利体系。但是，新的制度安排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非正式制度和不和谐事物的存在，民间信仰在整个集体化时期从来没有停止活动，只不过表现出“由明到暗”的趋势;水利纠纷同样显示出新制度的不完美，因为乡村社会基本的利益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更。　　第六部分:总结全文。该部分从三个方面对全文作了归纳。一是龙子祠泉域社会水利开发与管理的阶段性特征。分唐宋、元明清、民国、集体化时期四个阶段加以讨论。二是水利社会的变与不变。龙子祠泉域社会之变化体现在泉水、灌溉面积、水利制度（包括资金来源、劳力来源等）、水的意义等多个方面。不变的方面则主要包括“地水夫钱一体化”原则、水利管理的精英化、上下游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等。三是对集体化水利建设与管理的评价。从工程设计、建设，水利技术和制度变革等方面探讨了这一时期国家制度安排的得失。认为对这一时期的评价应从正反两个方面着手，肯定其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成绩和在促进农业增产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也对其在传统文化方面的断然否定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