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孙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极具特色的个案。作为受主流政治领导和规约的主流文学作家,孙犁适度地协调了文学的政治性和文艺性这两条标准,使他的作品兼具革命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的双重特质。具体说来,是因为他在服从和响应主流文艺方针的同时,又在文学创作中保持了相对独立的个性,他的作品总能给予读者独特的审美感受,赋予读者一种人文的温情。孙犁作品中彰显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很早就为研究者所注意,文学是人学,它承载着揭示普遍人性的使命,文学展现人性之美给读者以启迪,文学揭批人性之恶给人以警戒,它引导人们萌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①。孙犁的作品无论是从人物塑造、审美品格、叙事语言上都因打上人性的烙印而显得真实可感、温婉可亲。孙犁及其作品在文学研究领域和社会各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与推崇的根源就在于他对阶级性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了扬弃,始终坚持用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话语进行创作。本文的基本结构由绪论、论文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其中论文主体部分为上中、下三编,分别着眼于作家本体研究、文本研究、作家比较研究。上编是作家本体论。孙犁力主人人平等,期望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可以消弭,他自身就是一个具有仁爱、悲悯、真诚等典型的人道主义特质的人。上编从作家本体论的角度来探寻孙犁人道主义文学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既能呈现出作为个体的孙犁的精神世界,又能揭示出作为文学创作主体孙犁的心路选择。第一章主要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这个全文紧紧围绕的核心概念进行了详尽阐释。第一节对中国传统的由善恶二元构成的人性观和西方的人性观进行了梳理,然后揭示了文学与“人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为全文阐发孙犁文学创作中闪烁的人性光辉做了理论铺垫；第二节全面回顾了人道主义思想的历史渊源,并着重介绍了人道主义文学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第二章从学统渊源、身世生平来找寻孙犁人道主义思想形成的原因。孙犁是一个农民意识很重的文人,作为农民的他对故乡和家十分依眷,故乡与家对他性格的养成也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孙犁生活的父慈、母爱、妻贤的家庭环境赋予他一颗仁者之心,家国同构的理念又让他热盼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能够早日到来；此外,作为知识分子的孙犁从小就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和西方社会科学的浸染,因而能够自觉地与封建思想的糟粕进行隔离,在知识结构上具有丰盈的人文气息。患病中、“文革”中以及晚年孙犁的人生观和创作方式都因内在身体条件和外在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了重大转向,回顾孙犁的病史,观察孙犁在“文革”中的表现,评述他在晚境中先奋笔著述后缄默不语的变化,可以找寻出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为何在中老年时期得以深化与完善的原因。第三章论述的是人道主义思想形塑下的孙犁所具有悖论式特点的文化人格。运用中国人人格结构“大七”模型分析可以发现,孙犁的人格具有的特点是：真挚却不放恣、孤僻却不孤傲、淡泊却不遁世,表现为“真—慎、独——合、出——入”的三对向度,这三对向度其中的每一极又在孙犁身上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文学是作家人格的投射,所以孙犁文化人格的这种独特性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孙犁文化人格中的这些悖论式组合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又使他能够适度协调文学的政治性和文艺性的双重标准,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现实的功用价值和形而上的审美价值,也使他自身成为主流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的存在。人道主义思想对其人格具有形塑作用,反过来,孙犁的人格也体现出了诚挚、为他人着想、乐于助人、胸怀众生疾苦等具有人道主义关怀的思想。中编是基于孙犁的文本而展开的论述。孙犁曾说：“我主要的经历,时代的主要面貌,凡是在我心里印象深刻的东西,我差不多都写到文章里去了。有的是散文,有的是回忆,有的是小说……”①因而要全面地解读孙犁体现人性论的人道主义思想,必须要全面地解析孙犁的文学作品。第四章主要论述的是孙犁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因素即：亲水情结和水的意象。阅读孙犁的作品,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典型的“水情结”、“女性情结”、“故乡情结”、“抗日情结”和“童年情结”等情结,他的作品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的作品频繁地出现关于诸如湖淀、河流、溪涧等水域及其相关风情人物的描写,这一话语书写现象突显出孙犁无意识中的“故乡情结”、和谐论的美学观念与在追求真善美意旨上的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水”可以说是孙犁进行人性化写作的一个具体场域,“水”这一意象贯穿了孙犁一生的写作历程,可以把其看作开启孙犁精神世界的一扇窗户,解读孙犁文学创作实绩的一把钥匙。第五章主要论述的是孙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孙犁擅长写女性,也偏好写女性,是因为他在女性身上发掘了人性中许多的美好和崇高的特质。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孙犁描写女性主要着眼于观察她们在时代风云中和个人情感中的表现：孙犁笔下战争中的女性具有顾全大局、勇敢乐观、温柔贤良等传统的美德,同时她们作为个体自觉参与到战争中的独立意识也开始觉醒；孙犁笔下的女性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婚恋自由,并且多具有忠贞不渝的贞节观,她们的婚恋有志同道合式的、两小无猜型的,也有日久生情式的,孙犁通过对女性婚恋的描写完成了对人性中的丰富情感世界的探秘。通过论证可以发现孙犁的女性观就是把女性看作人性美与善的化身,但同时,他描写女性也具有男权中心文化的局限,譬如把女性形象过分理想化,对待女性的某些不足之处不够容忍等。第六章论述的是孙犁在文学创作中是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完成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书写的。孙犁不仅在创作中对现实主义原则及方法严格遵循,同时对现实主义理论也进行了探索和整合。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路线是通过对人道主义的真、善、美的追寻来实现的,鲁迅以及文学研究会作家和党的文艺政策都对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着一定的影响,孙犁十分注重通过现实主义手段来实现文学对道德的宣教和对政治的宣传,因而他的文学思想体系中的现实主义是跟功利主义纠葛在一起的。第七章论述的是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张力是如何体现在孙犁和孙犁的创作上的。孙犁及其作品中透露出的对建立现代国家的向往和对工具理性的支持体现了鲜明的启蒙现代性特色,但同时他却对现代国家中的市场经济体系非常拒斥；孙犁及其作品对压抑人自由和幸福的不公正制度和待遇进行了批判,对受压迫和受损害对象的生存状态给予了深切关注和深刻同情,表现出了明显的审美现代性特征,但孙犁却对集中体现审美现代性的现代主义文艺派别持反对态度。因而,现代性精神虽然显见于孙犁的为人处事及其创作,但又表现得不甚完满。下编是作家比较研究。考察与孙犁同为一个文学阵营的作家群体、与孙犁风格相近的作家以及师承于孙犁的作家,可以有助于比较清晰的观察到孙犁在文学坐标系中的地位和影响,有助于对他进行一个比较客观的文学史评价。第八章主要把孙犁与同他文学风格相近的沈从文做对比。首先评析了他们共同的人性崇拜观念：他们都善于从普通人的身上发掘人性的美好,但沈从文所表现的人性多为天然蒙昧的,而孙犁则多表现时代风云中的人性；他们无论是从景色描写上还是人物塑造上都体现出诗化的品格,沈从文是一个毕生追求文学纯粹艺术性的作家,孙犁的作品也曾因为所谓的“小资情调”受到过批判,他们在文学史的评价都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复而又受到高度重视的过程；此外,通过考察沈从文和孙犁作品中的女性倾向,可以看出他们都擅长塑造形神俱美的女性形象,但沈从文的女性观有着天然原始的倾向,而孙犁的女性观则偏重理性；沈从文和孙犁的婚恋状况也影响了他们的创作,他们作为作家张扬的情感激流最终被理智和道德所驯顺,他们都对妻子敬爱有加,妻子也成了他们的创作原型。第九章主要是通过对孙犁与同为解放区作家代表的赵树理和丁玲从创作风格上与文学史评价上的比对,来突显孙犁倾力对人性人情进行开掘的文学创作特色。首先,通过梳理不同历史时期各界对赵树理作品的评价,可以看出赵树理的创作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农民语言风格的,不同于孙犁在作品中所诗意表达出的人性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其次,通过梳理丁玲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出丁玲的作品从早期的个性张扬到后来的被革命话语所规训,其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丁玲相比,孙犁一直保持自己追求美好人性的创作原则,在遵从自己内心的前提下,在人性、阶级性、时代性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那个尺度。第十章主要考察了在孙犁的影响下形成的“荷花淀派”作家及在孙犁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后辈作家的创作特点。孙犁虽然没有公开承认过“荷花淀派”,但是一批后辈作家如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甚至是荷派外围的铁凝和贾平凹都曾在创作道路上接受过孙犁的指导和帮助,深得孙犁的文学创作神韵。他们的作品因袭了孙犁作品清新淡雅的格调,走现实主义创作路线,多着眼于对乡村世界之美的发掘,擅长描写人性和人情的动人；他们的作品也在孙犁的基础上进行了逾越,向多维度的生活空间进行拓展。孙犁是一位中国当代文坛的前辈级作家,他发扬无私的人道主义精神,把自己宝贵的创作经验和文艺理论积淀通过面谈、书信等形式与后辈作家进行分享,教给他们为文和为人的道理,在他影响和培育下而成长起来的一批后辈作家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中坚力量。孙犁穿越不同的政治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坛发展期,依然受到主流价值观的持续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评价也越来越高,跟其他解放区作家相比,孙犁这种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是罕见的,因而对这种“孙犁现象”的开掘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文学理论价值和接受美学意义。通过对孙犁的个案分析,也可以打通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壁垒,观察二者共通的艺术旨趣,观察文学经典化的历程。本选题的开展,可以探寻出坚持怎样的创作观,才能使作品具有历久弥新的内涵,可以给当今文学创作界和文学评论界予以一定程度的启示。同时,孙犁具有人文主义光辉的清正为人在当代有被“道德失范”倾向侵蚀的文坛和社会也具有积极的榜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