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以下简称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采用西方现代公司制度的股份制航运企业,从此以后,西方现代公司制度开始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但是因为当时近代中国缺乏适合西方现代股份制公司制度生长的土壤,清朝政府统治摇摇欲坠,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社会经济水平仍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沿袭着诸多具有中国千年封建传统的商事习惯,以至于股份制企业制度在传入中国后发生变异甚至扭曲,呈现出许多独具特色的特点,体现在企业制度的各个方面。这种由中国传统企业制度向西方现代企业制度过渡的企业制度,被称为官督商办体制。招商局在官督商办体制下企业治理机制、产权制度、分配制度都具有与现代企业不同的特质,对招商局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是近代航运企业的后起之秀,开始只是一家初始资本只有五万元,以一艘吃水量只有70.6吨的小汽船行驶于重庆到合川的近代股份制企业,但是仅仅发展五年就拥有大小轮船二十艘,航线也从重庆扩展到上海,资产增加到140余万元,成为长江上游最有名的轮船公司,经营十余年之后,实力就接近于经营了六十余年的招商局,成为当时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民生实业公司是由民营企业家卢作孚发起的,企业制度建设积极引进西方先进企业制度,并注重对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的吸收,使企业制度适应当时中国具体实际,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虽然招商局与民生实业公司成立时间相差半个世纪,但是近代中国恶劣的社会环境几近相同。同是股份制企业,由于两家企业经营主体的不同,导致企业的管理体制制定和具体管理实践有诸多不同。本文主要对招商局初期发展时的“夹生”的现代企业制度(1873-1911)与近代民生实业公司发展初期的企业制度(主要选取1926-1937)进行对比分析和论述,来探讨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的产生及初期发展的历程。本文除绪论外,正文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创立背景对比分析。招商局创立于1873年,民生公司创立于1926年,虽然具体时间不同,但是都是在外商轮船公司控制我国航运业、民族航运业前途岌岌可危的背景下创立的。本部分将对两家企业产生的背景进行对比分析。第二部分招商局与民生公司的资金筹集与创立对比分析。企业的资产筹措方式尤其是资金的筹措方式,往往成为企业制度的基础。轮船招商局的资本一部分来源于商人投资入股,一部分来源于外部借贷,其中包括拨借官款,而民生公司的资本全部来自于社会招募股东入股。不同的资本募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组织形式,对企业制度确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三部分招商局与民生公司企业治理机制对比分析。轮船招商局的官督商办体制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是中国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向西方先进企业制度妥协的产物。这种体制所固有的缺陷是制度变迁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而民生公司在卢作孚的领导下所创立的企业制度却是西方先进企业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完美产物,所以,尽管都是在同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不同的企业制度所造就的企业也是不同的。本部分也将对此进行分析和论述。第四部分招商局与民生公司产权制度对比分析。在西方股份制传入中国前,中国官方并没有分散集资的概念,所以招商局的官方创办者对于股份制公司的股东地位及作用缺乏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并且传统的官方主导思想仍然占主流,导致股东无法正常行使其权利,企业内部权利主体权责不对称;官款虽不属于企业股本,但和股本一样分润企业盈余。民生公司的产权制度界定非常清晰,还通过具体的规章限制大股东权利。在清晰的产权制度下,公司在不断的良性循环下渐入佳境。第五部分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分配制度对比分析。轮船招商局比较有特色的分配制度就是官利制度和报效制度。官利制度是指不管招商局盈利与否都要每年按固定比率给股东支付一定的利息,这部分利息就称为官利。报效制度是指招商局要无偿或者折价为政府、为国家运送官物或者军事物资等,名为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实际上是政府对招商局企业利润的变相分割和侵占。官利制度和报效制度严重影响了招商局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对企业发展的阻碍作用难以想象,影响极其深远。而民生公司非常注重企业资本积累,每年的盈余里面都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资本公积,使企业扩大经营和扩充资本处于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当中。本部分将对此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第六部分结语。从招商局的企业制度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现代企业制度在传入中国初期受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政府干预以及传统文化习俗种种因素的影响,无论是产权制度、分配制度、企业治理结构还是企业管理等方面,都暴露出一系列带有强烈本土化特色的缺陷和弊病,但是这在企业制度演进的早期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一种成本和代价。从整个近代社会而言,这不仅是企业制度演进过程本身存在的问题,而且是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的问题。我们应该正视在近代中国这一特殊背景下它所具有的历史局限和不足,同时也应该看到其内生过程中的变化和进步。就制度变迁而言,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而是要看整个历史过程。在认识到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官办主体引起的企业制度的先天性缺陷,这种缺陷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实绩,并阻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民生公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秀近代企业制度的范本,无论是企业治理机制,还是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乃至管理实践,民生公司在引进西方先进企业制度的经验的同时,还注重与我国优秀的传统思想的结合,为西方企业制度在中国培养出适合其发展的土壤,为后来的企业制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通过招商局和民生公司的对比,可以看出,在我国企业制度发展过程中,在吸收西方先进制度成果的同时,对于传统的固有的制度要慎重对待、有选择地吸收;企业的核心灵魂对于企业制度建立和企业的长久发展至关重要。当然,无论是民生公司还是招商局,都可以看出,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潮流与世界各国的企业制度还是有较一致的历史趋向的。源自西方世界的现代企业制度在进入中国以后的本土化,即“中国特色”的问题,不论经验还是教训,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和借鉴的珍贵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