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典发展到宋初时,既需要顺承《唐律疏议》的经典结构与权威内容,又需要应对五代时期政权与法制的变革,这种局面要求立法工作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开拓创新。《宋刑统》的编修者历仕数朝,基于特殊历史时期的法制需要而因革后周《显德刑统》,详定了律文、疏议、令、式、格、敕、“起请条”诸种法律形式相互配合的《宋刑统》。《宋刑统》在体例与内容上的创新与“起请条”密切相关,重视“起请条”与《宋刑统》结构体例之间的关系,有益于厘清唐宋时期法典的传承与变革;研究“起请条”的创制与作用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立法者是如何应对法律的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矛盾的。“起请条”是《宋刑统》中的一种法律形式,本质是把立法流程中的“臣等参详”上升为一种成文法律。“起请条”实际上由后周《显德刑统》首创,《宋刑统》中的“起请条”,有一部分承袭自《显德刑统》,有一部分则是《宋刑统》编修时新制定。“起请条”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末的“刑部起请条流”,而“起请条”的核心用语“臣等参详”则与后晋天福二年“详定院”的设置有关。《宋刑统》中“起请条”的条文数目,应当是三十二条;卷四《名例律》中的“臣等众议”不属于“起请条”的范畴;卷三十《断狱律》中缺失的第三十二条“起请条”应当位于“决死罪门”中,其规范的内容是“避事不便断狱”。《宋刑统》中“起请条”的位置一般是法典中律文、疏议与令、式、格、敕条之后。“起请条”的表达形式,一般是独立成段,以“臣等参详”字样冠于段首或位于段中。“起请条”的法律语言相对固定,如“请”、“起今后”等。“起请条”所规范的法律内容,一般是历代统治者重视的复杂问题,或唐末至宋初社会发展产生的新问题,其具体条文反映了唐末、五代、宋初社会关系的变化。“起请条”的历史地位主要源于其法律功能或历史作用。从法典内看,一部分“起请条”通过增设新的法律规范来调整变化的社会关系,一部分“起请条”致力于调和法律形式之间的冲突,从而确定唯一的法律适用。从法典外看,“起请条”的出现既实现了立法者想要的法律规范效果,又以最低限度提高司法者与守法者的学习成本,益于维系法典体例,使《宋刑统》取代《唐律疏议》正式成为国家基本法典,而不再是法律汇编。而且,“起请条”的产生过程,体现了中国古代立法活动与司法实践间的良性互动,体现了立法流程的科学化与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