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受长期历史、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农村地区特有的非正式制度环境,浓厚的宗族关系、血缘地缘等非正式制度因素深刻影响农村的经济发展、法治建设、基层民主建设。为了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家在不同时期制定各类惠及民生的政策措施,致力于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城乡间的发展差距,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公共政策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当这类资源不断在农村地区聚集时,时刻考验着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政策执行能力,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腐败风险都会随之提高。本文以村级和乡镇一级干部为研究对象,收集云省纪委监委网站监督曝光平台通报的2005年至2019年农村基层腐败案件370余例,基于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农村基层存在“微权力”腐败,“小官巨贪”与“微小腐败”两级并存,分化严重;腐败多发生在村级层面,“村两委”是重灾区;存在同一组织横向联盟、跨层级的纵向合谋和横纵皆有的混合集体腐败三种腐败形式;腐败潜伏期分段多集中于2至5年。农村基层腐败是乡村振兴战略在全国实行的“拦路虎”,是国家兴旺、民族发展的余毒。笔者认为,腐败是基层干部在后天环境影响下的产物,并不是一种无法治理的现象。因而基于腐败治理的人性可塑假设以及腐败诱因的可控性分析,研究群众、基层干部、监察部门三方行为策略;基于囚徒困境模型梳理集体腐败这类“窝案”的发生机理,梳理云南农村基层腐败易发的原因:大量“惠农”政策给权力创造了寻租空间的同时加速村委管理机构的“行政化”趋向,看不见的“手”伸得更深;在乡土社会中“血缘、地缘、人缘”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影响、群众的举报率和举报成功率较低、高度的信息不对等以及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加强了集体腐败的隐匿性等。云南省的农村基层腐败问题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小缩影,明晰腐败的发生的内在机理,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防治腐败的对策,以此推进基层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