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十年内，国内哲学界曾先后掀起“文化热”与“国学热”。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于彰显中国传统哲学的真精神、展示其特征等方面取得了成果，在文化研究领域有较大进展。然而，据笔者所了解，哲学界从思维方式角度深入反省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特质为数不多。意象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虽已被不少学者论及，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倾向于从心理学或文学的层面进行讨论，从哲学层面对其加以分析阐发的论著尚不多见。即使是哲学层面的有限论著，也多是就意象思维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予以阐释而从总体上全面探讨意象思维的研究尚有待深入。 基于国内哲学界的研究现状，笔者特选取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意象思维作为研究课题，通过界定其内涵、考察其形态演变、探讨其特征与成因等途径，试图从哲学认识论层面对意象思维从总体上予以把握，进而由思维方式角度反省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特质。 意象思维的界定是首先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国内学界对中国思维的研究常以西方思维系统作为评判标准，对此进行反思是必要的。完整的思维构造应该是逻辑与经验二者的并存和互补，这一点已在当代生理学及心理学研究中得到证明，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通过比较古今中外“意象”内涵、分析当前我国学界对“意象思维”的界定，可以得出结论：意象思维是通过感性、直观、形象的符号把握对象世界抽象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 其次，将意象思维放在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全过程中予以历史考察，才能对意象思维做出总体性把握。笔者不同意有学者提出的将禅宗作为意象思维形态演变阶段之一的观点，因为按照意象思维的界定，严格地说，禅宗虽左右了后来意象的形态演变，但由于其已走向“忘象”、“忘言”的极端，禅宗本身并非意象思维的典型体现。可以说，在传统哲学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意象思维曾先后出现过三种不同的模式，表现为三种意象形态的更迭：先秦的隐喻意象、魏晋的提喻意象和宋明的历史意象。其中，后一意象形态为前一意象形态的进一步发展。 而对意象思维成因的思考，可分别从三个角度予以探讨，其一，从中西文化对比的 角度来看，梁漱滨以早熟的儿童比喻中国早熟的文化，言其一方面较早地达到了高度的抽象，另一方面又保留着儿童的天真、幼稚，表现在意象思维中，即形上高度与原始残留的共存。其二，从语言学的层面考察，语言是最原始的思维方式，选择了某种语言，就意味着选择了某种思维方式，由此而言，中国的形象语言以形象的抽象规定了意象思维。其三，从中国母体文化与传统哲学的渊源出发，中国母体文化属于一种原生文化，其尊祖宗、尚人伦、重情感，在哲学上便表现为以“天人合一”为重要特征的整体性思维方式。由于母体文化所孕育的整体性思维偏向，主体在把握客体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思维工具便具有感性、直观、形象的特征，而运用具备这些特征的哲学概念或符号把握对象世界，即为意象思维。 再次，相对西方的抽象逻辑思维，意象思维具备鲜明的民族特色。一方面，它具有偏好感性形象的诗性特征；另一方面，亦具有追求形上的哲思特征。其中诗性特征又体现为象征性和类比性两大特点，它们广泛存在于传统哲学中的《易》学、儒学及道学中，并深融于传统文化机体。象征、类比本质上属于同一形态，其基本功能都在于通过由此及彼的类别联系和意象涵摄，沟通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具体的形而下的“器”，阐释主体对形而上的“道”的向往，从而实现由感性到理性、由形象到抽象的过渡，使得意象思维具备了浓厚的诗性。而后一方面亦即意象思的思性特征，则与中国形而上学的三个特点密切相关：其一，作为形而上学的道是不可言说的；其二，对道的追求须通过亲身体悟；其三，追求形而上学目标的途径是整体身心的修养，而不 只是掌握某种知识。中国传统哲学对形而上的追求，体现于意象思维中，便是重意而 轻言、轻象。意象思维旨在“象”后之“意”、形象之上的抽象，故而具有追求形上的哲思 特征。然而这种特征与西方纯粹的形上思辩不同，它在追求超越经验的努力中始终意 识到，这种超越的追求只可能依托于经验基础。因此可以说：意象思维在象征性、类比 性的诗意中，内蕴着向往形而上的哲思特征，相对西方哲学，可将其特征表述为具象的 抽象、修辞与逻辑的统一、积淀感性的理性，亦即诗性与思性的和谐交融。 最后，中国美学中的意境说与哲学中的境界说均为意象思维的运用，而意境说则 广泛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创作，体现于各种艺术的创作理论诸如诗论、画论、书论中。 综上所述，立足国内现有研究状况，在中国传统哲学发展背景下，通过对意象思维。的界定、形态演变＼特征及影响的全面探讨，历史地、系统地把握意象思维及其特征，是 进一步推进意象思维研究的可行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