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历史时期,并逐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方式,发展至今,经济学界已经基本就国际直接投资存在技术溢出效应达成了共识,可是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需要东道国具备相应的经济条件,如果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决定的各种宏观经济指标可以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会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如果各项经济指标的发展水平不足,将抑制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无法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对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参与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日益频繁。一方面,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自1993年至今,一直都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却总体上增长缓慢,2005年之后才得到跨越式发展,但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值得深思的是,中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正好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期,那么二者是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关关系成为最直接的疑问,这也是本文研究的起点。本文把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分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和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二者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首先,通过改进以往理论、构建数理模型,得出结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其次,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分别对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具体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对于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协整分析,得出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然后,在外国直接投资经济增长效应的背景下,考察人力资本和研发水平指标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的中等人力资本可以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吸收能力并不显著;我国的高等人力资本指标也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而且高等人力资本指标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远大于中等人力资本指标。代表研发水平的三个指标中,全国研发经费指标、国家财政科技支出指标都可以吸收技术溢出效应,只是吸收能力并不显著,但基础研究指标不能吸收技术溢出效应。另外,根据“门槛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等、高等人力资本指标、研发经费投入指标都对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存在门槛,门槛水平分别是：0.0684、0.0176、0.0023。对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同样通过协整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然后,考察研发水平、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4大指标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检验结果显示：国内研发水平指标可以吸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代表人力资本水平的科技活动人员指标和研发人员指标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都有较强吸收能力,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高等学校在校生指标也可以吸收逆向溢出效应,但作用并不显著,而且研发人员指标的吸收能力强于科技活动人员指标和高等学校在校生指标；代表金融发展水平的金融效率和金融深度指标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都有一定的吸收能力,但这种能力并不显著；代表经济结构水平的高科技产业和工业发展水平指标都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较强的吸收能力,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综合比较得出,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吸收能力由大到小依次为经济结构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国内研发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其中,工业发展水平的吸收能力最强,金融效率指标的吸收能力最弱,这也正好符合我国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的现状。最后,结合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各指标技术吸收能力的发展水平,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