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的国际关系思想开始为大相径庭甚至决然对立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所共同认可接受是晚近以降的事情。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大部分研究卡尔国际关系思想的文章或者并未将卡尔的理论流派归属作为其关注重点，或者直接在认定卡尔是现实主义者的前提下对其国际关系思想进行解析。这固然是因为卡尔以其对乌托邦主义敲响丧钟而闻名于国际关系学界，因而使诸多学者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作现实主义的天然代言人，并因此忽视了其思想中的非现实主义成分。但更重要的是理论流派之间的隔阂，因为至少在90年代之前，对卡尔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仍然是以现实主义者为多，他们不能或不愿正视卡尔国际关系思想中同其他理论流派之间的通约之处而只是将其作为卡尔现实主义思想中不成熟的部分加以剔除。然而，经过60多年研究的持续积累，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开始认识到卡尔国际关系思想中与现实主义不可通约的成分，并以此对卡尔的国际关系理论倾向进行重新界定，其结果是非现实主义者的卡尔为国际关系学者所渐趋认同。　　这种解读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可归因于卡尔从未旨在进行完整系统地理论构建。而且，正如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所意识到的:卡尔不是仅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而出现的，甚至不是仅作为一个国际关系思想家而存在的，尽管这无疑是其真实的部分，甚至是其主要的部分，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同时还以外交人员、传记作家以及历史学家的身份示其面目。而正是这些身份，赋予了作为国际关系思想家的卡尔以更为丰富，同时也更加模糊的内涵。　　有鉴于此，本文并不试图为卡尔的国际关系理论归属作某一倾向的判断和辩护，而是意图通过将卡尔的国际关系思想置于更为宏大的国际格局转型、社会语境变化以及个人身份转变的背景下，以此来重新探讨卡尔国际关系思想的形塑以及其尽管确有前后不一但终究统一的国际关系思想架构，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恰当的评判。而由此也恰好构成了本文的三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旨在通过对英国本身从辉煌走向衰落这一历程的描述，来揭示卡尔论著的主旨始终集中于如何在西方持续衰落的境况下维持英国的优势地位或至少是大国地位;其次，第一部分还意图通过揭示自由主义的兴起与落潮来展示卡尔对乌托邦主义的批判及其为调控英国衰落而向其他国家寻找方法的时代背景，而这同时也解释了卡尔思想中残余的自由主义成分以及因此能够同非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通约的缘由;最后，第一部分还试图通过自由主义辉煌时代终结后社会语境的变化来阐释卡尔认识论中的反实证主义倾向。　　第二部分则试图通过对卡尔各个身份的描述以表明卡尔其他身份对塑造其国际关系思想所作出的贡献。首先，作为外交人员的卡尔无疑为其国际关系思想的形塑提供了最为基本的实践经验和思想素材;其次，作为传记作家的卡尔则是因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马克思以及巴枯宁的研究，使得他开始重新审视过去深信不疑的自由主义，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到思想具有相对性和实用性;最后，作为历史学家的卡尔并不在于其对卡尔国际关系思想的塑造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而是在于其历史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卡尔国际关系思想的根本哲学基础。　　第三部分旨在通过卡尔对乌托邦与现实、权力与道德、国家及其变革的判断来表明卡尔逻辑思维上的二元性，正是这种二元性特征，再加上其高度的历史意识保证了卡尔的国际关系思想始终得以保持开放性和流动性。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卡尔国际关系思想中那些为人所诟病的不足也正是源于其对实践经验的关切和逻辑思维上的二元特征。事实上，卡尔的国际关系思想因其对实践经验的关切而带有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特征，而且，其对理论的实用主义处理方式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其思想内容过于庞杂以及前后倾向不一并因此造成了其在立场上的非连贯性。此外，在思维逻辑上的二元特征虽有助于扩展卡尔的理论视野，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也使得其理论视域停留在对立二元（尤其是当二元的界定过分宽泛的时候）的平衡上而忽视了二元的内在区别以及其他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