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COVID-2019）以来,社会各界对野生动物保护领域愈发关注,作为对民众关注的回应,2020年1月27日,最高检下发的《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疫情防控部署坚决做好检察机关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其中重点提及“严惩非法捕猎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行为”,并着重强调了“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的重要性。同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下称《决定》）,同时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下称《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下称《动物防疫法》）等法律的修改工作。行政部门紧急制定关于疫情期间与野生动物相关的法规规章以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同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就《检察机关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野生动物保护属于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并不是全新尝试,但以前不受重视且现行法律缺乏明确的规定,如今大量的实践引发实体规范和程序规则上的种种争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相关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可以为检察机关今后顺利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思路与实践参考。本文大体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本章主要介绍选题背景、目的、意义以及论文撰写采用的方法,并撰写基于国内研究现状的文献综述,梳理介绍学界和实务界在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方面的不同理论观点,最后介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概述。本章首先介绍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特征;其次分析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正当性与可行性;最后从动物权利论和生态文明观分析野生动物保护纳入检察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体现的价值与功能。第三部分为提出问题并分析问题,针对当前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中出现的案件范围狭窄、线索、诉讼类型单一、公益损害鉴定难和调查核实难等系列问题进行阐述并分析以上困境出现的原因。第四部分为完善建议。借鉴其他领域相关理论,对前文提出的现实问题从立法和程序规则上提出完善建议,如增设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条款、吸纳动物福利理念、受案范围界定、公益损害鉴定和赔偿机制以及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等方面提出见解,以期丰富理论,为实践活动做一些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