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批评思想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当代西方思想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视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不管是在早期的文学批评研究中，还是在后来的文化阐释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他都坚持绝对的历史主义理论立场及其阐释符码的优先性，试图在唯物史观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思想框架下来进行文本阐释和文化的研究与批判。
　　詹姆逊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术研究时，北美文学研究和批评正处于英美新批评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詹姆逊反对这种形式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就文本本身探究文本意义的研究方法，呼唤文学批评的辩证思维和辩证批评。他认为辩证思维本身就内蕴着历史的辩证法，为此他引入“内在形式”概念，说明作品的内在形式必然与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境况相关;而辩证批评作为辩证思维的必然要求和体现，就必须从特定艺术作品出发，注重研究文学作品的社会内容及其意义，重新获得与作品相适应的终极社会历史现实。
　　当20世纪80年代詹姆逊转入文化批评和批判研究领域之际，詹姆逊指出，过去解决历史主义困境的方法有四种，即文物研究历史主义、存在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历史主义和尼采式反历史主义。然而，这四种历史理论都是有局限性的，原因在于它们没有解决好历史作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关系问题。他吸取了阿尔都塞等人结构主义历史观观点，将生产方式视为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因此，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不会纯粹地以单一形式出现，因而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就具有了必然联系。
　　詹姆逊对生产方式和文化革命的理解为他的文化阐释学理论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永远历史化”成为其文化阐释理论的理论指向，“历史”成为詹姆逊文化阐释理论的核心范畴。然而，在与其它理论思潮的兼容并蓄中，詹姆逊对“历史”的理解难以避免地受到了这些理论思潮的影响，历史最终成为“缺场的原因”。詹姆逊通过文本阐释的政治历史观、社会观和人类历史观三重视域找寻到连接文本、政治、历史的通道。这样，以“历史”为中心就构成了文本阐释的三个同心框架。但由于文本并不能直接地再现历史，而需要祛除文本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因此，总体化、中介化和符码转换就成为文本意识形态祛魅的必经环节。总体性能够使人们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各环节内在关联统一构成的总体性存在或整体性存在来认识社会历史，通过总体化克服了社会和主客体分裂的境况，把实现社会统一和主客体统一的未来社会当作理想追求。但是，社会结构各要素、层面之间毕竟存在着差异或自律、半自律性，这又必须通过中介化来达到重新的统一，中介化成为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碎片化、自治化、区隔化的必要方法。总之，将历史的视域引入文本阐释，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遏制策略和政治无意识的性质，在文本、叙事、社会、政治、历史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阐释语码或体系，的确使詹姆逊文化阐释理论面貌为之一新;但是将文本看作是一种社会象征性行为，并成为现实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想象性解决，通过历史化途径使文本负载文化革命和政治斗争的历史重任，恐怕也使文本难以承受之重。
　　在“历史”中探索当前的时代意识是詹姆逊文化批判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特色。后现代的阴暗和朦胧霎时变成一片奇异和灿烂。”詹姆逊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考察了资本主义历史分期与文化形态的关联，从社会——经济的变化中探寻文化形式演变的根源。与一般理论将后现代主义文化当作一种文化或艺术风格不同，詹姆逊将它视为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历史分期和文化主导理论引领下，詹姆逊将资本主义文化发展形态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必然，它们分别与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适应。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具有的深度感消褪、历史意识消失、精神分裂的主体和情感强度丧失等特征都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现实的必然反映。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分析了后现代主义时代超空间对文化的影响，指出正是这种无限膨胀扩大的超空间导致了主体的无方位感和迷失感。针对后现代空间问题引发的上述严重后果，詹姆逊认为，必须提出一种新的文化策略来对抗后现代超空间对人的认知能力的侵蚀，重新使主体在晚期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时代复杂而庞大的超空间中获得认知自我和社会的能力，从而清醒地坚持以一种总体化的视角认识整体世界，并获得重新斗争和行动的能力，这就是认知测绘的文化政治策略。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作出的辩证的历史的分析，使他的后现代文化理论超出了其它一般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抽象论说或简单论断，从而达到其文化阐释理论的理论高峰，构成其理论的华彩篇章。当然，尽管詹姆逊主张要辩证分析后现代主义文化，但事实上，他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症候描述是以否定和批判为主的，在他的描述中，人们只感受到主体已死、消费主义欣快症、歇斯底里式的崇高等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阴暗面，而看不到后现代主义文化相反相成、对立而又统一的积极可能性。至于他将空间问题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核心问题，把空间问题常常在象征和比喻的意义上来运用，描述它对主体精神和心理的影响，并把认知测绘当成解决后现代主义政治的根本问题，很难说这样的理论具有严密的逻辑力量。说到底，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仍然止步于文化阐释学的界限。
　　面对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严重社会矛盾和问题，詹姆逊的文化批判理论力图发展出一种乌托邦抵抗的文化政治路径来加以解决。在詹姆逊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反乌托邦思潮压抑了人们的乌托邦精神，而正是由于乌托邦欲望的衰微与干涸才造成了人们政治想象和行动的衰退。所以，要解决这一困境和难题，就必须唤醒当代社会主体的乌托邦欲望和冲动，由此才能实现对当下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否定，想象和追求未来理想集体的社会生活，并通过反霸权的文化政治实践来实现。可以说，乌托邦思想是詹姆逊文化批判理论的最终指向，也成为贯穿其全部理论的思想主题与内核。如果把詹姆逊文化批判理论的价值指向理解为对抗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批判工具，那么，要使他的理论走入真实历史的竞技场，詹姆逊就将自己理论的最终出路寄托在其乌托邦思想理论中。
　　詹姆逊乌托邦思想既有对传统乌托邦思想的继承和批判，也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的乌托邦思想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也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在政治无意识的文化阐释理论中，乌托邦表现为文化阐释的方法，通过它就可以祛除文本的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挖掘出文本背后的政治无意识和乌托邦欲望，使文本乌托邦成为现实不可解决矛盾的想象性解决手段和途径。在认知测绘的文化政治策略中，乌托邦欲望与冲动成为主体冲破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和超空间闭锁的精神欲求，它具有否定、批判不合理社会现实的功能和价值。在关于通向未来考古学的乌托邦思想著述中，作为谱系学的乌托邦能建构人们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的正确认识，乌托邦作为人们内在的精神力量，能够唤醒关于可能性未来的想象，从而实现自身内在的超越。可见，詹姆逊对乌托邦的阐释是多元而模糊的，他眼中的乌托邦已经不同于描绘未来理想社会美好蓝图的传统乌托邦了，其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是人们认识和改造现实社会的一种机制或方法。在詹姆逊看来，只有唤起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乌托邦欲望和冲动，才能产生否定和批判现实社会的精神力量，也才能产生重新变革不合理社会现实的集体性行动。这就使他的乌托邦思想具有强烈的政治指向性，然而，他又强调乌托邦应该与现实政治实践保持距离。作为后现代主义时代乌托邦思想的守护者，詹姆逊还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相关联，把社会主义重新乌托邦化，将其理解为集体实施的乌托邦工程，他忘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真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对乌托邦信念的坚守和呼唤使詹姆逊成为乌托邦乐观主义者，对乌托邦的不可实现和失败使命的清醒认知又使他成为乌托邦悲观主义者。詹姆逊乌托邦理论立场的矛盾正是其乌托邦思想内在困境的体现。
　　在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和“死亡”的理论喧嚣中，在当代西方诸多理论话语蜂拥而现，大有取代马克思主义之势时，詹姆逊坚持和推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和根本观点，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立场，将唯物史观当做分析资本主义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的分析框架和具体方法，坚持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来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变化及其文化反映，致力于发展与时代语境相呼应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理论，通过文本政治无意识的阐释、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与文化批判乌托邦等理论建构，主张建立一种开放的、多元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表现出弥足珍贵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同时对人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然而，詹姆逊希望通过文化批判来唤醒主体精神解放的乌托邦欲望和冲动，探寻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否定和批判的精神力量，这虽然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革命运动现状，具有较大的合理性，但却从根本上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立场，社会历史发展固然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归根结底是经济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以单一的文化批判取代全面的社会批判，将文化批判视为社会批判的根本路径是与唯物史观背道而驰的。进一步说，在其理论与诸多理论话语的兼容并蓄中，詹姆逊缺少了批判性精神，至于能否将马克思主义与具有本质差异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符码包容并存，显然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理论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