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率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永恒主题,是经济发展活动中最重要的变量之一。劳动生产率具有含义直观、计算方便、收集数据简单等优势,是在经济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中运用最广的生产率指标。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对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产生了深远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改善也为中国工业迈入“制造业大国”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但中国的工业化之路还很漫长,中国进军“制造强国”的道路也充满坎坷。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洞悉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变动的真正原因,总结其优势和不足,为进一步改善中国工业竞争力提供建议。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揭示劳动生产率背后影响因素的劳动生产率分解为研究出发点,从省域工业视角,分析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投资等因素对劳动生产率及其分解因素的影响,总结省域工业劳动生产率及其分解因素收敛趋势,揭示省域工业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原因,并通过案例研究将劳动生产率分解方法运用于企业管理实践,本研究的成果和创新点主要有:(一)在劳动生产率变动三重分解基础上,利用数据包络分析的规模报酬不变的C~2R模型和规模报酬可变的BC~2模型,将劳动生产率指标分解为技术效率、纯技术进步、人均资本的规模效率和资本强度效率四个部分,为更好使用劳动生产率指标提供了个新视角。利用劳动生产率四重分解对中国省域工业1988-2006年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该分解方法是合理和可行的,有助于更深入了解劳动生产率变动背后的影响因素,更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劳动生产率改善的对策和建议。(二)以人均资本作为度量资本深化的指标,利用劳动生产率分解和计量相关方法深入探讨了人均资本与中国省域劳动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研究认为中国省域工业存在资本深化的趋势,资本深化通过提高资本强度效率,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中当期人均资本的净增长1%则当期资本强度效率的净增长将增加0.45%,前一期人均资本的净增长1%,则当期资本强度效率的净增长将增加0.23%。但资本深化对人均资本规模效率表现为阻碍作用,其中当期人均资本的净增长1%,则当期人均资本规模效率的净增长将下降0.017%,前一期人均资本的净增长1%则当期人均资本规模效率的净增长将下降0.012%。而影响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其他两因素技术效率和纯技术进步与人均资本不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这也导致了人均资本与劳动生产率不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综合资本深化对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四个因素可以知道,中国省域工业的人均资本的增加(资本深化),提高了省域工业劳动生产率,但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小于人均资本增长的速度,其原因为资本深化导致人均资本规模效率的降低和资本强度作用的减弱。研究也发现,“人均资本是人均资本规模效率和资本强度效率的Granger因”,即由于人均占有资本的增加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确实具有直接的效果,而企业在追求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也间接导致了资本深化,但中国工业的资本深化对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并没产生实质的影响。(三)综合利用截面方法和时间序列方法两种收敛性分析的优势,获得了省域劳动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指标的相对客观和全面的收敛趋势特征。对中国省域工业劳动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和人均资本的收敛性分析表明,由于国内技术市场壁垒的消除,1988-2006年期间,我国省域工业的纯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收敛,而且由于市场竞争压力企业都有提高自身生产技术水平的动力,并且工艺生产设备等方面的技术进步促进了省域劳动生产率的收敛。相对工业劳动生产率,和纯技术进步两项指标,资本强度效率和人均资本的收敛趋势相对更弱些。人均资本的收敛趋势弱于这两项指标的可能的原因在于,由于生产水平相发达的省份为保持某产业的优势,用更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投入也需要相应增加,而相对落后的省份依靠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采用相对成熟的生产技术设备,可降低生产投资。这也导致了纯技术进步的收敛趋势比人均资本的收敛趋势更显著,这一现象也证明了相对落后的省份在利用“后发优势”,以实现经济赶超。资本强度效率和人均资本紧密相关,所以两者的收敛趋势也具有一致性。而这期间技术效率和人均资本规模效率存在显著趋异,省域间技术效率的趋异说明,省域间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也是缩小劳动生产率绝对差距应该努力的方向。人均资本规模效率的趋异来自于各省之间由于产业结构、生产技术水平的差异。所有指标都没有出现σ-收敛,这表明虽然落后省份部分指标的增长速度快于相对发达省份,但省域间各项指标的实际值并没有缩小,虽然出现了工业劳动生产率落后的省份追赶发达省份的趋势,但缩短区域差距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对区域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分析说明,技术发展是一个依赖既定道路的过程,由于不同省域间竞争的存在,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需要考虑自身资源要素禀赋和需求状况特征,发展自己与从不同的能力。本文以工业净产值、工业增加值和从业人数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和用省域总人口数计算的人均GDP相比,各省之间以工业从业人数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差距也大大缩小,所以以两类指标分析的收敛性结论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本研究认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背后的原因,来源于我国省域间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出现了相对的β-收敛,但由于各省工业规模的不同,这一收敛趋势并没推动省域经济增长的收敛。(四)本文利用决策树分类和规则提取方法,提取了劳动生产率各影响因素对省域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的影响,影响方式以及规则。研究显示,影响省域工业劳动生产率差异最主要的因素是资本强度效率、其次是技术效率、再次是人均资本的规模效率,而纯技术进步几乎不对省域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差异产生影响,即省域间工业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决定因素是投资,1988-2006年期间,中国工业增长仍然是依靠外延的扩展,而非依靠技术、管理等方面提升的内涵式增长。(五)本文分别对财务数据和定额管理数据,构建了企业可操作的两个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分解模型。基于财务数据的劳动生产率分解模型,将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分为,单纯投入资源的人均占有率变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单纯技术管理水平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两个方面。基于定额管理数据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分解模型将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分为:产品组合结构、产品标准工时等因素影响:和生产系统的管理效率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两个方面。通过两家企业的应用分析发现,两模型对两企业不同时期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因素的分析与企业经营管理情况相符。两模型也为企业更好利用劳动生产率,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供了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