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来看，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是迈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中国必须转移其数量庞大的农业劳动力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欧盟农业在欧盟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共同农业政策即农业上的合作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基石，欧洲经济共同体又是欧洲共同体①中最重要的部分，而欧洲共同体是欧盟三大支柱②中最重要的支柱。因此，作为欧盟的基石，作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领域，欧盟农业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但这些关注不包括共同农业政策下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欧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迥异于世界上任何其它的国家和地区。首先在于欧盟这一组织与国家还有着显著的不同，它是一个由多个国家组成、有很多权力却又远不是国家的组织。各成员国之间的差异使欧盟农业成为一种“协调”农业。其次，欧盟的成员国尤其是较早加入的成员国都是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其农业都较为发达，这为欧盟在联盟的层次上提出更高的农业理想提供了条件。　　 本文着力探讨的是1962-2004年间，即从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成立到欧盟东扩以前，共同农业政策背景下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从统计数据上可以清楚的看到，二战后初期到20世纪七十年代初，欧盟早期成员国的农业劳动力转出速度非常快，但随后转出的速度就明显减慢了。这一新趋势为什么会出现，哪些因素在何种程度上起了作用，这种新趋势的出现意味着什么?这是本文的重点所在。　　 第一章简单介绍了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选题意义与基本理论。第二章根据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共同农业政策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一是要说明各个成员国的农业是如何“协调”的，二是要为下一章提供一个大的背景，以便对欧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新趋势作进一步的分析。　　 通过第三章的分析，本文认为，这一劳动力转移趋势的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一种新的农业思想则起着统率各因素的作用。这种新的农业思想主要体现为：把农业视为与环境、就业、世界贸易等密切相关的行业，重视农业的多种功能。重视环境就要求提高就业人口的素质，重视就业就要求不鼓励甚至“劝阻”农业人口进入城市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重视世界贸易就要求减少补贴、提高农业素质，这些因素都成为抑制农业劳动力转入城市的重要力量。　　 看起来是在抑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但这种抑制在本质上所反映的却是诸成员国在工业化完成后，通过共同农业政策建设更高层次农业的共同理想。　　 中国的工业化还远未完成，农业劳动力转移压力巨大。我们必须让农业劳动力快速稳妥的向外转移，而不可能像欧盟那样从容。但在较低层次时看看高层次的先行者走过的路，未来的路就可以少些曲折和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