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处理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伯林与施特劳斯之争。施特劳斯认为,伯林是相对主义者,而相对主义的结果是现代性危机,因此,伯林=现代性危机。而伯林则认为,施特劳斯是绝对主义者(一元主义者),而一元主义的结果是现代性危机,因此,施特劳斯=现代性危机。本文通过对伯林文本的细致考察,得出结论,虽然施特劳斯无法摆脱其绝对主义者的命运,但是伯林绝对不是相对主义者。本文论证伯林不是相对主义者采取的是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伯林自己的论证,伯林认为,相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主观性与不可理解性,而他的多元主义的核心特征却是客观性与可评价性,因此,伯林说：“我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第二条路径是我从伯林的文本中发掘出来的,而且我认为这条路径比第一条路径更有说服力。因为通常理解的相对主义的核心特征不是伯林理解的主观性与不可理解性,而是特殊性与不可评价性,所以,伯林本人的论证无法澄清自己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但是,伯林的文本中也隐含着反特殊性与不可评价性的路径,即隐含着普遍性与可评价性的路径,因此,这条路径可以更好地澄清伯林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但是,若要深入理解伯林与施特劳斯之争,还要理解伯林与施特劳斯之争背后所隐藏着的更为深层的问题,即他们对现代性危机的不同理解,这是本文要处理的第二个问题。伯林认为,一元主义(绝对主义)的结果是现代性危机,而施特劳斯则认为,相对主义的结果是现代性危机。这样,现代性危机就面临着一个根本性悖论：抛弃相对主义而拥抱绝对主义,现代性危机无法解决,它的逻辑终局是极权主义,而抛弃绝对主义而拥抱相对主义,现代性危机依旧无法解决,它的逻辑终局同样是极权主义。那么现代性危机的出路何在?针对这两种版本的现代性危机,伯林与施特劳斯各自开出了自己的诊治药方,伯林的现代性危机诊疗学是多元主义,而施特劳斯的现代性危机诊疗学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我认为,施特劳斯的方案是不成功的,因为古典政治哲学是某种版本的一元主义,它依旧无法摆脱伯林所言的现代性危机。伯林的多元主义才是现代性危机的真正出路,因为伯林的多元主义在相对主义与一元主义之间选取了一个中间位置,一方面避免相对主义问题,另一方面则避免了一元主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