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否有利于贫困削减?本文从两方面思考此问题：第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本质是制度变革所决定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这一转变将带来城乡人均收入持续性的增长。第二,根据“贫困-增长-不平等”三角分析框架,城乡人均收入持续性的增长将对绝对贫困的削减带来两方面的效应,一是使整体收入水平上升从而带动贫困削减的增长效应,二是改变收入不平等状况从而影响贫困削减的分配效应。如果城市化进程不被打断,城乡人均收入能持续上升,并且增长效应与分配效应的总和有利于减贫的话,那么中国的贫困将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减少。相反,如果城乡人均收入停止持续增长,那么贫困削减也会停止甚至倒退。因此,由制度因素所决定的城乡人均收入的持续性增长是问题的关键。本文尝试将“制度资本”概念引入Todaro模型,使其与人口数量直接相关,从而使制度因素内生于二元经济增长模型之中,以此演绎伴随着巨大制度变革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对模型的动态优化中我们发现,由于制度资本与人口数量直接相关,经济体中存在着一个潜在的“中止阈值”,当发展中国家达到这个阈值时,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就会立即停止,收入增长也会相应停止。通过理论模型,我们可以得到动态均衡时的城乡人均收入、城乡人口比例、失业人口等,从而判断城市化进程对于城乡人均收入的均值及方差的影响,进而判断城市化进程是否有利于贫困削减。理论模型可得到结论：(1)考虑制度资本的条件下,城乡收入增长的持续性取决于两个潜在因素：经济体长期的动态均衡点与短期可能面临的中止阈值。(2)城乡收入持续增长带来的增长效应将有利于减贫,而其带来的分配效应不确定,但前者的作用会更大,因而城市化进程中收入的持续增长将有利于贫困削减。(3)城乡收入停止增长后,无论是因为中止阈值而停止,还是因为二元结构转型完成而停止,城市的失业与农村的贫困都会存在。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数据模拟对(2)、(3)两个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增长效应大于收入效应的情况,因此,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给城市和农村都带来了贫困的削减。而对于中止阈值及收入增长的预测显示,在2035年时中国经济将达到动态均衡点,城市化率达到68.28%，绝对贫困将几乎全部消除。贫困人口还会少量存在,主要存在于城市而不是农村。本文的第一章介绍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内容与思路,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主要研究对象的概念界定,并简要介绍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二章是文献综述。对发展经济学贫困研究的渊源、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贫困削减的理论研究和城市化中的贫困研究等作简要综述。第三章理论分析。二元经济理论中的收入决定机制可用以说明"PGI Triangle"理论框架中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的交互作用。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体制转型是决定性力量。因此,我们将制度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引入生产函数,提出“制度资本”的概念,并将此作为分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因素。另外,30多年来中国的贫困削减取得了很大成就,绝对贫困的人口数量下降幅度非常大。城市化与贫困削减之间呈现一种正向的相关关系,并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收入持续上升推动贫困大幅地削减；二是贫困削减的同时,城乡收入不均等以及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均等也在持续扩大。第四章详细阐述理论假设与模型。首先提出含有制度资本的城乡生产函数,赋予城市部门聚集经济效应,并界定城乡人口与劳动力的变化、物质资本的变化和制度资本的变化。其次,构建含制度资本的Todaro模型的一般形式。通过厂商和农户的最优决策行为实现产品及要素市场的均衡。在此基础上,通过动态最优化的方法,探讨一般模型的均衡解。第三,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和制度函数,使模型具体化并求出动态均衡的解。第四,进行动态分析,一是对稳态时的增长、失业及收入差距进行分析；二是作相位图分析,图形展示“中止阈值”。最后,得出理论分析的三个结论,并对模型中的参数作比较静态分析。第五章进行实证检验。首先,进行数据收集与整理。其次,进行参数估计,通过回归估计等方法得到城乡生产函数的参数、制度函数的参数及其他参数。第三,进行数据模拟。将估计的参数代入动态优化的方程中,对城乡人均收入进行数据模拟及预测,再确定收入分布函数、收入方差以及贫困线标准,进而得到贫困发生率及贫困人口的模拟数据。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城市化与贫困、贫困增长率的关系,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中止阈值与贫困削减等问题。最后,验证理论模型结论。一方面通过将贫困(作为被解释变量)与收入的均值、方差(作为解释变量)回归来检验增长效应是否大于分配效应。另一方面验证中国经济停止增长时是否处于动态均衡点,以及此时是否存在城乡贫困。第六章总结本文的主要结论、研究不足并对后续的研究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