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在与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中,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所承载的一整套文化系统逐步开始了自觉的反思。“文化重建”被提出并成为时代课题。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相关问题就是包含于这一时代课题之内的。本文以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三份“文化宣言”为例,通过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甲申文化宣言》的梳理、比较、考察,研究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文化重建”想象中的精神脉络、情感变化、学理逻辑,对其时代背景、思想环境、价值取向等作一个学术上的考察。不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还是当今文化界,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文化重建”的建构努力始终仍存在于想象之中,三份“文化宣言”很好地印证了这一观点。首先,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历史的“文化重建”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为只有历史的“参与者”才能够真正地现实地实践自己的文化理想,“文化重建”对历史的“旁观者”来说只能是流于一纸空文。《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因其起草者来自法律、经济、政治各界,且得到当时官方舆论支持,故对现实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则基本上是“历史的旁观者”的话语。《甲申文化宣言》的起草者们有政治人物、学者、科学家、演艺人员、医生等各行业的代表,所以在推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更具有实践能力。其次,中国思想界自“朱陆之辩”以来,一直存在着“尊德性”或是“道问学”这样的主流理路。“文化宣言”所关注的话题内在包含了这一历史的争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所信仰、弘扬的文化是“道问学”的文化还是“尊德性”的文化直接关系着他们是否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在民族危机、文化“隳落”时,需要“尊德性”以扬士气,故《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大呼口号适得其宜;在远离政权、流落江湖时,需要潜心“道问学”以积蓄实力,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有不通时务的一面;在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时,知识分子只谈“尊德性”就会显得高唱赞歌、粉饰太平,故《甲申文化宣言》不谈“问学”是为憾事。必须看到的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文化宣言”中的表述大体上仍是漂移在社会实践之上的。这些观点和理论在学术的层面上反映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尤其是文化心态方面的微妙变化。宏观上,我们可以说三份“文化宣言”体现的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文化重建”问题上日趋自信的心理轨迹。但是,他们的文化保守程度则基本上与自信程度成反比,呈日趋保守的态势。具体到三份宣言,《甲申文化宣言》因自信太大而保守最多,《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是较为虚心、开放的表述,《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则因远离大陆文化圈的现实原因不能直接反映现代思想史上自信程度与保守程度的反比关系,相比来说,这份宣言的起草者最乏自信,但他们的心态较《甲申文化宣言》起草者则更为开放。当然,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文化重建”的想象并不是完全抽象的。“文化宣言”内在地对应着一种“文化重建”后的景象,即文化的“本我”。“文化重建”的实质应当是一个新的“文化本我”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占据主流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三份“文化宣言”所内在反映的“文化本我”分别为“三民主义”、“新儒家思想”和近似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三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