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伦之首，在古代社会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关系。即使是超凡脱俗的道家也不完全否定它，更不用说以入世为宗旨的儒家、墨家、法家,讨论君与臣之间的关系是他们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君臣观是儒家治国方略的基本观点之一，包括为君之道、为臣之道及君臣之间的关系。君主是由古代的氏族长演变而来的，有君就有臣，如何调整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孔子主张君臣要各安本分，谨守君臣之礼，不能乱了关系；孟子对君主的要求特别高，是先秦儒家中的理想主义派；荀子的君臣思想和孔孟是一脉相承的，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损益。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天下即将一统的前夕。将来的大一统国家如何治理成了荀子思考的重点，其思想都体现在《荀子》一书中。本文之所以选择“君”、“臣”关系作为切入点，首先，是因为《荀子》一书中诸多篇章都有关于“君”和“臣”的相关讨论，为进一步的系统研究提供了比较扎实的文献依据；其次，“君”和“臣”的关系问题是理解当时社会演变和政治权力架构的关键，同时也是理解荀子政治思想的一把钥匙。本文由五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介绍荀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君臣思想的由来。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荀子的君道观。第三部分论述荀子的臣道观。第四部分阐述荀子“君尊臣卑”、“君逸臣劳”的君臣关系思想。第五部分是荀子与孔子、孟子君臣关系思想的比较。荀子生活的时代，正值战国末期大一统政治局面即将形成之际。天下诸侯经过几百年的汰弱存强，最后只剩下七个了，而地处西陲的秦国已然有席卷天下的实力，其他各个方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所以荀子的学说已溶入了较多的论证君主权威的官僚管理理论，提倡隆礼重法，在继承孔孟思想的基础上又对其进行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改造，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将来大一统国家如何管理的问题。在先秦儒家三位大师的君臣思想中，孔子主张君臣要各安本分，谨守君臣之礼，不能乱了关系。如孔子是儒家的温和派，那么孟子就是儒家的激进派。孟子在看待君臣关系时要激进得多，远没有孔子那种对君王的绝对忠诚，不言君亲之恶。荀子可以说是儒家的现实派，他既尊君，却又不失儒家之理想，他竭力调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在荀子的君臣思想中，他认为君主关键要做好三件事：一是修身，这是儒家最基本的观念。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要以修身为本，尤其是掌握国家神器的君主更要注意修身，才能为天下的人做好表率，为民众树立一个可以效仿的榜样。二是选相，这是荀子在孟子思想上的重大发展。在孟子那里就有社会需要分工合作的思想，然而他并没有详细论述，尤其是在国家政治权力架构方面缺乏论述。荀子在这方面进行了改进，确立了君臣之间的权力分工，突出了相在治国中的作用。相是百官之首，地位相当重要，是国家管理的核心人物。而相又是由君主选择的，所以君主要慎重选择相，相的选择是整个国家选贤举能和天下大治的关键。三是作礼法。礼和法的思想在先秦时已存在，然而礼法一体论思想却是荀子的独创。他将礼和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治国不能纯粹靠单一的礼或法，治国的根本必须是礼法。其为臣之道主要阐述在天下一统之后、士人无处可逃之际，士大夫们如何在无君不可仕的残酷现实中坚持从道不从君的理想。君尊臣卑和君逸臣劳是荀子君臣关系中的两个显著特征。荀子认为君主处于社会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其地位是至尊的。地位至尊的君主如果大权独揽的话就是暗主，会沦落成为昏君暴君，荀子是想竭力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为此他设计了一套理论来强化相权削弱君权，其“弱君强相”思想并非就实质权力或权威而言，只是在管理具体的国家事务中，他要求君主不能过多参与，要给相足够的权力，使之带领百官管理国家的具体事务，君主垂拱就可是天下大治。在对孔孟荀三位大师进行对比后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先秦儒家中的温和派，他认为臣下应该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不能无休止地劝谏君主，那样只会使自己受伤害。孟子远不像孔子那样温文尔雅，他是儒家的理想派，攻君邪心、正君定国是人臣的首要任务。所以在孟子的君臣关系思想中，具有“大人”德性的人先是君之师，然后才是君之臣，其事君的首要任务就是指出君主的过失，格君心之非、攻君之邪心，不断砥砺君主的内心世界，使其归于大道。只要使君主心中充满仁义理念，治理天下就易如反掌。面对大一统的现实状况，荀子一改儒家“非贤君不仕”的传统，提出了儒者可以出仕任何君主之朝的现实主义主张。他接受现实主张尊君，指出了君主在政府权力架构中的绝对地位，同时又把君主的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他首次在组织制度和政府权力架构上对君和臣的职责权限进行了分工，把君主的权力限制在了“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之上，削弱了其在实际操作中的权力，加强了相的权力。君主虽然不再具体干涉国家事务，但他还是国家治理的关键人物，主要通过择相和作礼法来影响国家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