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作为外来公法概念移植到我国话语体系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关注点和学界研究视角的局限与偏好,从西方国家全方位“控权”的核心词汇退变为上层威权对行政高官进行惩治的“吏治”工具,有明显重“责”轻“问”的特征。然而,我国环境行政问责制发展的动机却并非治吏那么简单。在环保行政约谈、环保综合督查与中央环保督察等多重制度配套下,环境行政问责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克服环境法领域的“政府失灵”。但行政问责制原有的局限和新生配套制度的不足都对其目的的实现造成诸多障碍,因此需要对不足加以识别和完善。本文由引言、正文、结语三大板块构成,其中正文分由以下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对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缘起、功能以及在我国的发展进行概述。问责缘起于西方国家,有着民主、控权和促进政府能力建设的功能。我国行政问责以重大事故后的个案问责为起点,发展到规范阶段后才与西方问责接轨,在立法方面较西方更进一步,但各异的地方立法也对我国整体法治造成冲击。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我国环境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发展、内容和实践情况。我国环境行政问责制度以政府环境责任制的建立为起点,将环保行政约谈制度、环保综合督查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作为先导程序,并将考核评价与责任追究制度作为底线制度,最终发展成为内在逻辑贯通的制度集合。这些制度分工合作共同搭建起完整的问责依据、问责调查、审议决定、问责后果框架。从实践来看,各制度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也制造了一批问题,引人反思制度的内生局限。第三部分具体从制度的框架中反思不足之处。其中,法律依据上的欠缺既存在于一般行政问责法律依据中,也反映在环境行政问责法律依据中;其次,问责调查过程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抗辩机制上,有的制度是缺失抗辩机制,有的制度则是实质交涉不足;再次,各制度对审议决定的公开规定存在不规范和不全面两方面问题,导致整体公开范围过窄;最后,各制度虽有着内在逻辑联系但实践中却缺少明确的衔接机制。第四部分针对不足提出具体的完善建议。首先,要对一般和环境行政问责依据都加强法律的供给;其次,在树立正确行政程序公正理念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问责调查抗辩机制;再次,在重视行政问责决定公开的价值后更加规范问责决定的公开;最后,要规范环保行政约谈制度的适用并明确问责后果之间的衔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