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在隐喻的意义上把趣味与对美作出价值判断的能力结合起来后，“趣味”就逐渐成为美学的主题。在整个18世纪，学界对“趣味”的热议和探讨不曾停歇。休谟作为经验主义美学的集大成者，也对趣味问题发表了相当精湛的看法，他的审美趣味理论与他的哲学体系密不可分，在他看来，趣味不同于理性，但又需要理性的引导，趣味是一种社会交往性情感，又与道德相连。在1757年的美学名篇《论趣味的标准》中，休谟系统论证了审美趣味的相对性和多样性，亦注意到了审美趣味的共同性与一致性，并努力为趣味寻求标准，给出了很多培养和提升审美趣味的方法。　　除休谟之外，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们普遍都关注过趣味理论，夏夫兹博里、艾迪生、哈奇森、伯克等人的著作都有涉及，不过休谟的论述最为全面。休谟之后，康德着力进行趣味的批判，与休谟一样，康德也认识到了趣味的多样性和一致性的矛盾统一。跟休谟相比，他更多地是从先验哲学的角度研究趣味。不同于休谟，康德明确区分了趣味的快感和感官的快感，他不大赞同休谟所说的理想批评家的准则，但又承认艺术的法则。康德的共通感理论和休谟的同情原则有很大的相似性，它们都构成了趣味一致性的基础，也都强调了趣味的社会性特征，另外，他们二人的趣味理论都蕴含着道德的要求，在很多地方，康德都是对休谟趣味理论的回应。　　休谟趣味理论的影响是深远的，当代英美学界对休谟《论趣味的标准》这篇美学论著的关注持续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杰夫瑞·维伊德（Jeffrey Wieand）等人就休谟趣味标准的双重性问题展开了争论，理想批评家的共同评判这一标准成了他们争论的焦点。特德·科恩（Ted Cohen）不同意休谟关于趣味有高低之分的观点，而认为在对精准趣味的识别与渴望拥有它之间存在距离。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说休谟的深刻动机是将少数精英阶级的趣味合法化为唯一正当的审美趣味。彼得·基维（Peter Kivy）对休谟的循环论证作了批评。诺埃尔·卡罗尔（No?l Carroll）对休谟的批评是他在论述趣味的时候没有区分清楚喜欢和评价。休谟在文章中引用的《堂吉诃德》里那则品酒故事，也引起了众多的争议，罗杰·夏纳（Roger A. Shiner）等人指出了其中的瑕疵。总之，当代英美学界对休谟趣味理论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如趣味标准的双重性、标准背后的精英性、论证方式的循环性、类比分析的误导性等等不断辩驳，不断质疑，这使得休谟的审美趣味理论在当代迸发出了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