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名教地位的下降与日益虚伪化、矫饰化的严重,名教对社会秩序、教化的作用已逐渐削弱而陷入崩溃的边缘,与名教相对的自然则逐渐显示出它的本根性、内在性与重要性。魏晋名士不断从自然出发,为危机重重的名教寻找出路。除此之外,从魏晋初的品评人物发展出的两个方向：名实之辩与言意之辩,也促进了对于自然问题的关注。再加上两汉时期因反对繁琐经学与谶伪神学而兴起的自然余温的延续,自然观已成为魏晋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为此时的哲学家所重视。嵇康作为魏晋中期的名士,十分重视自然问题,他的自然观成为连接魏晋玄学初期与后期发展的重要过度与关键转折。因而,研究嵇康的自然观十分重要。本文首先探讨了自然的概念层次与发展。其次,从思想内部的发展与演化出发研究了魏晋自然问题兴起的内在因素。最后,文章着重探讨了他论自然观的四个层次：物之自然、人之自然、自然之和与自然之理,以及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越名教而任自然”和“越名任心”的两个“超越”论。由此,本论文试图探明嵇康对人之自然和自然本体的重视,以及对于名教与自然之间矛盾和统一的清晰认识,着重表明他在不完全割裂名教与自然的前提下,所提出的超越名教的表象而进入自然的实质、超越第一层人制的名教而进入更高层次自然状态名教的哲学观点,从而使本文综合的把握嵇康自然观的整体结构和脉络。嵇康的自然观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观以及玄学发展的关键环节,有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