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强劲,逐渐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产业发展处于新旧更替之际。在这种时期,各政府部门纷纷出台政策鼓励并购重组,促进产业升级和产业链延伸;加之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企业并购掀起一轮高潮,并购交易总量和交易金额持续快速增长。但是,纵观国内外众多案例和研究,并购的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许多企业深陷“并购悖论”。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基于“理性人”的假设分析了悖论存在的原因,但是解释仍然不够充分合理,而行为金融学理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限。行为金融学认为人是“非完全理性”的,该理论从投资者决策时的实际心理特征入手,研究投资者的决策行为,认为投资者是会犯错误的。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选择从行为金融学这一视角研究我国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本文选择个人特征中最普遍最稳定的非理性因素——过度自信研究其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而作为企业的决策者,CEO过度自信的现象更为突出,对企业的影响也更大,研究CEO过度自信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也更加重要。同时,从公司治理角度考虑,本文基于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独特优势,以及我国机构投资者在政策鼓励下快速发展的现状,引入机构投资者这一公司外部治理的参与者和监督者,研究其对CEO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首先从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CEO过度自信与并购的关系以及机构投资者的治理作用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和述评;其次,详细阐述了行为金融学理论,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了本文的3个研究假设。最后,本文以2013-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交易数据为研究对象,对CEO过度自信、企业并购绩效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以并购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累计超额收益率BHAR和综合财务指标两种指标进行衡量,以三年内CEO持股比例增加作为解释变量CEO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以机构投资者持股变动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进一步的,本文将机构投资者分为压力敏感型和压力抵抗型,分别检验两类机构投资者对CEO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关系的不同影响。通过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得出以下两个重要结论:(1)CEO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机构投资者存在异质性。相比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增加可以显著抑制CEO过度自信对企业并购绩效的负向影响。本研究可能的创新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从机构投资者持股变动的动态视角分析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作用,顺应了我国机构投资者在政策鼓励下快速发展的现状;(2)创造性地将机构投资者纳入CEO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关系的模型当中,并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变动与CEO过度自信变量的交乘项检验机构投资者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为分析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作用,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供了全新的思路;(3)采用事件研究法和会计指标法两种方法,从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两个方面分析企业并购绩效,使结果更加全面可靠。本文的研究成果不仅扩充了行为金融学理论和机构投资者治理作用的研究,而且为上市公司提供了更广泛的途径和方式来改善其治理水平和绩效,有利于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和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