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希冀研究的问题是:在对危机的反应和进行重大战略决策的过程中,心理因素是通过怎样的传导机制影响决策者做出最终的决策行为的?在国际关系中,“危机”往往指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转折关头,危机决策通常指决策者在危机状态下基于自身希冀达成的目标、动用可选择的资源和手段应对危机的决策过程。此间的问题在于,究竟是怎样的心理因素促使决策者采取了这些措施?这些心理因素又是通过怎样的传导机制影响了决策者的最终决策?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在极端的条件下,存在于个人内部的、以及在个人基础之上的群体决策机制中的错误知觉,是如何被放大并最终通过某种心理传导机制导致更进一步的决策形成的?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在于心理因素同决策机制及决策行为之间的联系和传导机制,特别是在危机状态下的决策心理。本文认为,在危机决策的过程中,决策者首先具有某些普遍而基本的心理因素,如恐惧、理性、愤怒、追求威望和荣誉等,它们组成了第一层级的心理形态(“本初心理”),在危机状态下,决策者需要对所处事件进行迅速的处置,因此需要在面对危机时将这些“本初心理”调动起来,组成第二层级的心理形态(“次级心理”),如谨慎与克制、互信、固执等,根据本国希冀在该事件中所要达到的利益原则平衡各项心理因素的比重,从而形成一个决策者自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策结果,做出决策行为。这个过程就是心理传导机制形成的过程,即“本初心理→次级心理→决策行为”。这种心理传导机制的建立有赖于三方面的基本假设。首先,就个体决策心理而言,决策者在不确定的国际条件下,很容易发生对形势和对方意图的错误知觉,而且这样的错误知觉往往夸大对方的敌意,从而将对方视为具有冲突意图的对手。本文认为,在危机决策乃至战略决策的过程中,错误知觉中的“愿望思维”更是影响了决策者的心理,它具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意识,对“本初心理”中的某些特定心理形态的凸显有很大作用,能极大影响接下来的心理传导机制,从而最终左右决策行为本身。其次,就群体决策心理而言,危机状态下的国家决策会使许多多元而微观的因素凸显出来,它需要决策者们在保密的状态下迅速作出决定,这就使得危机决策倾向于选取某种“小集团”式的集体决策机制。因此,本文认为,“小集团思维”可以说是“错误知觉”的放大器,是“本初心理”上升为“次级心理”的重要变量,是外交决策的心理传导机制得以架立起来的关键环节。最后,就决策行为而言,在决策小集团中,决策者们的“本初心理”和“次级心理”通过各种形式的信号和意见表达,最终形成了决策共识和决策行为。“本初心理”和“次级心理”在完成心理传导过程后需要借助信号的表达来起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国家在作出决策行为后,要向对方国家发出两种类型的信号:威慑信号与诚意信号,即“示强”与“示好”。基于此,本文选取冷战期间最为经典的一场国际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为例,在理论框架上,首先试图厘清危机形成和发展的四个必要条件或曰过程阶段,主要是:1、国家所处的国际、国内大环境;2、国家在面临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时所具有的目标和利益;3、国家为实现这样的目标和利益所具备的可供选择的手段和方式,以及它们各自的利弊;4、国家的危机决策,包括决策的机制(人和机构)和过程。通过这样的过程性分析和研究,我们能够对普遍的国际危机发展的来龙去脉有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本文的重点在于,在这个过程中,试图构建“危机决策心理传导机制”模型,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和分析框架,认为“恐惧”和“理性”是国家进行危机管控决策的根本心理因素,它们同大国对小国的义务构成第一层级的心理形态,通过心理传导机制形成“谨慎与克制”和“互信”的第二层级心理形态,最终实现危机管控。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美苏决策者在这场危机中的危机互动与管控,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心理因素,并依此总结出危机决策的相关原则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