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当今中国的时代主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高效化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需要构建合理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综合反映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各种经济乃至政治关系变化。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的财税体制改革要求，“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伴随着中国经济建设与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不同层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发生较大的制度变迁，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已经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和谐因素。因此，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财税体制改革精神的指导下，以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为视角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对我国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本文从财政联邦主义视角对促进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发展的路径依赖、社会经济效应进行了系统评价。首先，本文对财政联邦主义的基本内涵、基础理论，国外主要财政联邦主义的历史实践，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变迁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探讨并构建了财政联邦主义视角下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的理论框架;其次，本文对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财权的合理划分，以及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划分的制度变迁、存在问题、年度变化规律进行了实证评价，并基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对中国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税收、非税收入划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影响进行定量评价，结果显示，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划分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无论是税收收入划分还是非税收入划分，都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影响关系，并且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最佳“阈值点”，但现实是二者都已经远远偏离其最佳“阈值点”，也对中国经济增长已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再次，本文实证评价了“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中央对地方政府一般性转移支付特点、支付基准确定、转移支付力度、转移支付方式、规范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基于经济增长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构建了一般性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率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影响的实证评价模型，并进行实证评价，结果显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公共服务均等化效应相对有限，处于缺乏弹性的范围。中国中央-地方政府间的专项转移支付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专项转移支付制度设计和资金分配方式不断改进，资金的使用效率明显提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财政的困难局面。但其内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本文通过构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两部门经济模型，从总体上评价专项转移支付的经济增长效应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效应，从其内在结构上评价专项转移支付的引致效应、挤出效应、漏损效应，并以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专项转移支付相对于一般转移支付而言对经济增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都产生了较小的积极影响。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大幅度增长，比重日益提高，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在不同经济发展区域中，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存在较为显著的挤出效应和漏损效应，且不同经济发展区域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本文结合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政策目标，以经济增长、就业、收入分配及其综合影响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分析中国式财政支出分权与它们之间的内在影响，实证检验了财政联邦主义视角下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分权能否有效地达到“维持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收入分配均衡”三者和谐地相互作用及其最优财政支出分权的存在性。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从单项目标还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目标来看，随着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进一步深入，缩小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分权度应该是优化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总体发展方向。最后，本文提出全面优化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对策:应合理划分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财政支出责任，合理确定中国式财政支出分权模式的最优财政分权度;合理划分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税权、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应提高地方政府在税收收入中的份额，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非税收收入;应该从调整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的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建立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化转移支付模式，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完善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建立财政转移支付的监督和考评机制等方面综合权衡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以更加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与全面小康社会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