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凯恩斯、莫迪利安尼和弗里德曼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当代消费理论旨在寻求对消费者行为的解释并确定消费函数问题,但其假设条件和制度文化前提都非常严格,难以适应中国急剧的转轨背景和历史文化条件,也难以揭示中国当代的消费者行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理论正悄然发生着变革,无论是预防性储蓄理论、行为经济学理论以及大规模微观数据的使用,都预示着新的方向和新的启示。199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消费以及总消费持续下滑,而多年的“扩大内需”政策并未扭转这一势头。如何利用当代消费理论和研究方法,较为全面地解释这一现象,如何引申出新的启示和政策方向,将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旨在利用新的消费理论和研究方法,探讨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及其影响。　　 现代消费理论的演进与宏观经济学发展基本保持一致,相继经历了“凯恩斯消费函数-RE-LCH-PIH新古典消费理论一不完全条件下的新古典消费函数-行为经济学范式下的消费理论”。对现代消费理论的梳理和总结对于全文写作框架的构建、理论的支持、研究方法的改进等方面是决定性的:第一、基于微观个体消费行为的消费总量研究是本文各章节的立脚点；第二、消费函数是研究消费问题的主要工具；第三,就理论基础而言,新古典消费理论最为成熟,而行为消费理论可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第四,实证分析贯穿于消费理论演进的各个阶段。　　 不过,西方消费理论在解释中国消费者行为上却存在一些先天的缺陷,首先,理论所依托的微观基础,也即消费者行为的动机不同。西方消费理论高度重视收入对消费者行为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收入只是消费的必要条件,决定消费者行为的在于消费动机,这种动机扎根于文化、价值观、消费习惯等；其次,理论所依托的外部环境不同,也即社会经济体制背景存在差异。西方消费理论的研究是在制度既定的前提下进行的,体制变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比如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人口政策等)因素并不是模型的直接变量,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不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储蓄行为。因此,要构建一个符合转轨时期中国国情的消费函数,就必须洞察影响中国消费者决策的各项因素,包括宏观环境和微观特点,而这些因素也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第一、居民收入显著提高,储蓄大幅增加,具备了跨期消费的能力和动机。考虑到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不同收入界定(比如持久收入还是当期收入)可能导致不同的政策涵义,在将收入分解为前期收入、当期收入和预期收入之后获得的实证结果表明:当期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预期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正大幅提高,且农村居民对预期的反应更为明显。一旦涉及预期收入,关于不确定性等因素便需要被考虑进来。　　 第二、转轨时期各项体制变迁所引发的不确定性以及流动性约束的双重影响,使得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倾向于谨慎和保守。城乡居民在收支两个方面都存在逐渐加强的不确定预期,这是导致当前中国总消费水平低下的主要因为。　　 第三、转轨时期的收入分配失衡是导致居民消费增长与经济总体增长不一致的因为之一。收入分配的失衡通过消费者动机影响消费需求,而且不同收入阶层存在不同的消费动机。高收入者拥有强烈的遗赠动机,而且由于消费品创新不足,其消费受到制约,进而导致了高储蓄倾向；中等收入者由于面对改革的不确定预期,其预防动机强烈,当期收入没有进入当期消费；低收入者面临着较大的收入约束,即使有消费动机,也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一旦涉及收入分配,关于政府与居民的初次分配便进入研究的视野。　　 第四、政府在收入初分配中获得的社会资源逐年增加,存在着影响甚至干扰个体消费选择的可能。在转轨时期的中国,政府掌握数量众多的资源,由于政府和居民在消费决策目标上存在差异,两者的最优选择过程也有所不同。现阶段我国政府的支出偏向于基础设施建设,不过随着基础设施产品供给的增加,边际效用可能下降,对居民消费的替代作用也可能会上升。　　 第五、资产市场(股票、房地产)的发展和壮大,一方面增加了居民收入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增大了收入来源的不稳定性。除了收入和预期之外,对消费行为影响最大的便是财富,转轨时期金融市场发展最快的两个市场是股票和房地产。这两个市场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是矛盾的,一方面增加了居民财富进而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提高了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　　 第六、传统的文化习惯和人口老龄化可能加剧上述问题导致的居民消费行为影响。在“节俭、惜贷、黜奢”的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消费者表现出阶段性“短视”(myopia)且谨慎的消费特征,使得居民一生的消费路径与西方消费理论所描述的“驼峰状”的生命周期假说不同,而呈现一种“锯齿状”式的波动走势,在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特殊年龄结构影响下,这种“锯齿周期”式的消费路径更符合我国消费者行为实际。这一部分脱离了新古典消费理论的研究框架,尝试用行为消费理论的研究思路解释在传统文化和人口年龄结构双重影响下的居民消费行为。　　 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经济转轨过程始终面对着各种复杂的环境,决策者采用的是“试错-纠正”式的改革路径,整个改革的历程也只有30多年,在这一背景下,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必须考虑以下四个因素:　　 第一、转轨时期居民消费行为的“时序分隔”特征。中国的经济转轨经历了“双轨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的消费者行为特征存在较大不同。　　 第二、转轨时期居民消费行为的“城乡分割”特征。改革开放之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被扩大,城乡无论是收入和支出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第三、转轨时期东中西部居民消费行为的“区域差异”特征。改革开放之初确立的“不平衡”战略加快了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使得中国东中西部城乡居民的收入、消费差异日趋扩大,这三大区域居民的消费行为可能有所不同。　　 第四、选择合适样本和技术的实证方法尤其重要。消费理论的发展历程伴随着“假说-实证-再假说-再实证”的试错进程,而我国改革历程较短,利用时间序列模型的分析使得样本区间偏小,有可能导致有偏的实证结果,另外,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差异显著,采用全国性的综合数据会掩盖这种省际差异,因此,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方法贯穿于全文研究的大部分。　　 综合本文研究的六个内容,将四个因素渗透至研究的各个过程,本文的结论如下:　　 第一、转轨时期中国居民的消费梗阻业已形成,内需不足很可能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　　 第二、在当前阶段,收入是决定中国居民消费的主导性因素,居民收入大致解释了居民消费的一半,收入分配失衡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倾向；　　 第三、体制转轨引致的不确定性以及当前各种保障体制不健全、公共产品缺失是导致居民消费降低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第四、特殊国情对中国居民消费产生了不同影响,表现在强势政府下的政府支出占比高,以及新兴金融市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财富效应；　　 第五、“黜奢崇俭、代际延续”的传统消费文化,加上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人口结构失衡,是居民消费低下的内在动因；　　 第六、扩大消费需求不仅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更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不仅是经济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考虑到本文的结论,以下政策便成为解决中国居民消费问题的应有之意,即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西部、农村和城市低收入者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尤其是东中西部、城乡收入差距；由政府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降低居民对未来的收支不确定预期,尤其是增加廉租房住房、义务教育、基础医疗保障、养老金保障的供给；还有一些政策如调整产业结构、完善消费市场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虽然艰巨,却是扩内需政策中更为有效的长效机制。　　 现代消费理论的进一步演进方向将趋向于“异质性”及其加总问题,对消费函数以及实证数据的要求也更为微观化,这使得对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进一步研究越发困难。越往前挖掘,越觉“瞻之弥坚,仰之弥高”,深感研究的艰辛,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难免挂一漏万。文中大多消费模型是在学术前辈的成果基础上加入自己的独立思考得来的,也有些独立思考的结晶,虽然不太成熟,却也是笔者多年来对该问题的点滴思考,勉强算作创新了。希望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将更多的问题纳入到对中国居民消费问题的研究范畴,以了却这些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