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制度是劳动法中的基础性制度。劳动合同立法也是建立科学劳动合同制度的基础。我国劳动合同制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无疑对我国劳动合同制度的建设起到里程碑式的作用。但我国《劳动合同法》的制定经历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曲折过程。各界均对《劳动合同法》的方方面面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尽管各方观点不同,但却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保障劳动者生存权。但各方观点对劳动者生存权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正是这种对生存权理解的不同,使得各方对国家干涉劳动关系、介入劳动合同的程度有了分歧。生存权是基本人权,需要依靠公法手段对其加以保护。但财产权也是宪法权利之一,财产权要求排除公权力对私法关系的干涉。劳动合同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契约,但鉴于劳动立法的社会法属性,公权力必须介入劳动合同,以保护劳动者的生存权。因此,公权力对劳动合同的介入应当以劳动者生存权为限,由私法自治原则调整劳动者生存权以外的部分。而对劳动者生存权的定义,则不宜过广泛。笔者认为,劳动者生存权应当限于最低劳动报酬、最长工作时间以及社会保障三个方面。本文从平安保险集团董事长年薪从6000万到零年薪的跳水,讨论对其生存权的保护开始,归纳概括了关于劳动合同契约性的各方观点,进而讨论了劳动合同契约性的根据,即劳动合同由雇佣合同发展而来,而雇佣合同是纯粹的合同,这便是劳动合同契约性的根据。但劳动合同契约性是有限的,这个限度就是对劳动者生存权的保障。本文从作为人权概念的生存权入手开始讨论,对劳动法中的生存权做了界定。并指出劳动者生存权作为公权力介入劳动合同的界限就是劳动者生存权的范围。最后,本文结合美国和日本的相关规定,对我国《劳动合同法》契约性进行了评析,指出了《劳动合同法》契约性的缺失,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