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部分热点案件引发民众热议。一些根据民众朴素的法情感认为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却被司法机关认定为刑事犯罪。这背后折射出社会治理泛刑法化的问题。社会治理泛刑法化是指刑法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重行为规制、轻人权保障,造成刑法规范泛化和刑罚适用过度化的一种病态现象。社会治理泛刑法化在立法上的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刑法修正频率加快,罪名增多。具体表现为现行刑法较1997年《刑法》新增了50多个罪名。二是入罪门槛降低。降低入罪门槛具体通过扩大犯罪主体范围、扩大行为类型、扩大犯罪对象、降低犯罪结果等方式加以实现。三是调整对象过度化。刑法“越位”现象严重,僭越了其事后保障法的地位。社会治理泛刑法化在司法上的表现为司法解释“造法”和司法谦抑性不足。司法解释“造法”主要体现为司法机关在制定司法解释的过程中,存在变相修改刑法的情况。司法谦抑性不足主要体现为部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受刑法工具主义观影响,重入罪、轻出罪,重打击、轻保护。社会治理泛刑法化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观念上的成因,也有实践上的成因。社会治理泛刑法化观念上的成因主要有二:一是刑法工具观盛行,二是刑法谦抑理念的缺失。刑法观念影响实践,在“管控型”刑法观的指导下,实践乱象丛生,其成因主要有三:一是社会治理手段的单一,刑法被当做社会治理的“马前卒”。二是刑法宣传的缺失,实践中,执法者往往在缺乏充分教育的前提下便进行打击。三是公民参与不足,公民在立法和司法上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度不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要从观念和实践两方面来对社会治理泛刑法化进行“拨乱反正”。刑法观念上,必须摒弃刑法工具主义观,提倡人本主义刑法观,倡导刑法谦抑理念。实践操作上,必须综合运用民事、行政、道德等各种社会治理手段,要增强刑法宣传、先教育再打击,要在立法和司法上增加公民的参与,唯有如此,才能消弭社会治理泛刑法化。本文正文共有三章。第一章“社会治理泛刑法化概述”,第一章先从概念入手,对何为社会治理、何为泛刑法化、何为社会治理泛刑法化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在此基础上给出本文的界定。随后,本文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入手,揭示了社会治理泛刑法化的表现。第二章“社会治理泛刑法化的成因”从观念和实践两个维度揭示了社会治理泛刑法化的成因。第三章“社会治理泛刑法化的对策”从观念和实践两条路径来消弭社会治理泛刑法化。本文的结论是在刑法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在治理理念的选择上,应当坚持人本主义的治理理念。在治理措施的选择上,应当坚持多元化治理措施并举的原则。在治理主体的选择上,应当吸纳多元治理主体参与,保障公民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