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提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可见，行政调解工作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党和政府维护群众利益的新纽带，是化解争议纠纷、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手段、新方式。现今，随着我国各项社会经济改革进一步进入深水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导致行政争议纠纷日益增多，其复杂性、群体性、对抗性等新特点日益明显。这也必将让高层领导对行政调解的制度重建给予非常的重视，提出以构建“大调解”模式的形式，进一步改良社会治理模式，回应广大人民群众解决利益纠纷的强烈愿望，从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我国学者对行政调解制度的研究时间很短，可吸取的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大多是基于阅读世界发达国家的研究文献，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行政调解制度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研究，在价值判断之后予以借鉴，缺乏对行政调解制度在立法层面的详细构建或缺乏在实践上的可操作性研究。其中，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相关规定更是当前制约和影响学者对行政调解制度研究主要的法律瓶颈。由此可见，在对行政调解进行辩证分析的基础上，从行政调解的概念、程序、立法等方面完善现行行政调解制度，以期待对构建和谐社会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