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离不开绿色金融,尤其是绿色信贷的支持,那么有效评估绿色信贷政策的作用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绿色信贷政策作为我国绿色金融起步最早、发展最快、体系较为成熟的金融政策,其实施目的并非要将污染排放的主要责任主体重污染企业置于死地,而是要重污染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实现技术转型升级,减少环境成本和风险。然而,重污染企业面对绿色信贷政策冲击时,是否愿意积极进行绿色创新,值得进一步探讨。首先,本文基于波特假说、企业社会责任、信号传递理论以及环境风险管理理论基础上探讨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内在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其次,本文采用2012年银监会发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收集2007年至2019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前后、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表现。最后,构建数字化指标和绿色金融发展指数,研究数字化水平和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在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第一,《绿色信贷政策指引》颁布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显著增加。这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在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第二,数字化水平在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促进作用中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并且企业数字化水平越高,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效果越明显;第三,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在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促进作用中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并且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