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沈从文的文学生命中带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以这一年为界,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文学生命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他1949年前的文学生命可谓精彩纷呈,绚烂之至。与之相比,他1949年后的文学生命则逊色太多。尽管如此,沈从文1949年后依然有些许佳作,这些文学创作至今仍值得多次阅读和品味。1949年后的沈从文写了五篇小说,八十七首诗歌,一百多篇散文(如果算上书信、日记,则不止这个数目)。但从总体上看来,这些作品的艺术质量平平,无论是“质”上还是“量”上都难以让人满意。在这些1949年后写就的作品里,散文创作的成就最高。沈从文在当代文学史上有意无意“被缺席”的情况,随着“潜在写作”这个概念的提出而有所改变。因此,我们不仅要认识作为现代文学作家的沈从文,也要认识在当代文学史上默默进行“潜在写作”的作家沈从文。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1949年后的文学创作并非完全是“潜在写作”,我们也要看到他在1949年后表现出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主流靠拢的热情,即创作出大量颂歌式的政治抒情作品。他的这些政治抒情作品,在小说、诗歌、散文这三个文学创作领域均有体现。如今看来,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后半生经历多次运动和“思想改造”之后,确曾表现出对文学的看法有所改变,对文学创作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坚守有所动摇的情形。幸运的是,从沈从文生前所写的最后一篇小说《来的是谁?》及其晚年所写的散文便可看出,沈从文最终还是回归故我。他保持住作家的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继续着自他从事文学创作以来对文学的坚守,并且坚持在文学中表现出对美和善这两种永恒价值观的信仰,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