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共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加强中华文化普及和交流,增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遗产长廊。本论文回应前述需求,聚焦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同名公园——中山公园。朱钧珍先生认为“中山公园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保存时间之长,在长达三千年的中国园林历史进程中是绝无仅有的,甚至是世界罕见的。”中山公园的发展变迁跨越了地理边界与文化差异,拓展至大中华地区以及世界范围,对“中山纪念性”、“中华文化”等含义进行着建构和适应性转译,思乡、记忆、认同等于此空间物化、混杂和碰撞。海外的中山公园超越了个体场所、链接着其他场所的过去和现在,是其他族群认知中华的重要窗口,营造了多元多样的意义和价值,成为了中华文化想象与认同的重要纽带。然而,自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大规模兴建至今,中山公园的数量由267座减少到103座,且存在公园设施老化、游览人群误读、历史文化流失等显著问题。由于价值认知不足导致空间变迁较大,绝大部分中山公园未被列入文保单位,景观遗产的保护形势愈发严峻。鉴于此,本论文视中山公园为活态景观遗产和城市公共空间,剖析其作为景观遗产的核心——景观价值,诠释多重价值内涵,关注使用人群价值感知,并进一步探究其影响机制。本论文拓展中山公园的研究范围至亚洲视域。借鉴华人网络与地缘政治的研究范式,将亚洲分为中国大陆、港澳台、东亚及东南亚三个区域。在梳理三个地区中山公园分布及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分别选择了天津中山公园、台中公园、新加坡晚晴园-中山公园开展实证研究:首先,从规划视角梳理现状空间、从遗产视角发掘历史变迁、诠释景观价值;其次,统计调查问卷数据,获取景观价值的感知状况;最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价值感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历史、生态、美学价值的感知相对较高,游憩、精神、特色价值相对较低,且不同地区存在一定差异。影响机制则是对感知差异的进一步剖析:景观元素对价值感知的正向影响最大,社会经济呈反向影响,个人特征间接对其产生作用。此外,华人网络、地缘政治、城园关系是影响价值感知的深层次因素。因此,在中山公园日后的维护中,既要重视基于空间联系的宏观格局考量,又要注意基于多重价值的微观空间塑造,让中山公园景观遗产得到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