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工人阶级形成与生产研究在中西社会科学领域常常成为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在阶级分析领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韦伯阶级理论两种主要学说，二者在阶级的内涵与生成机制、阶级意识、阶级行动与阶级共同体的关系等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东欧、东亚等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从社会主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二次大转型”，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期工人阶级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变化以及工人阶级再生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兴趣，阶级到底是消亡（endless）还是再生产(remake)引发了学术界持续而广泛的讨论。　　将视野缩小至中国，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存在形态问题也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并形成了工人运动话语、裴宜理的“第二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消解、工人阶级的再造、阶层分化与底层化、阶级的分层等主要解释面向。上述观点各有其道理，也揭示了我国工人阶级的实践话语存在着多种形态，以及变迁与断裂的事实。因此，在此基础上追问：下岗工人如果没有走向消解那又到底处于何种阶级形态，不同时期的工人以何种阶级与身份状态存在着，不同的形态之间如何转换，到底是呈现为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还是呈现为韦伯意义上的工人阶级。　　本文以中国内陆地区湘市一家业已破产的小型市属国有企业——苏厂为例，以原苏厂生活区为田野点，从国家、市场和工人自身三者互动的视角出发，以工厂的发展史为经，以国家、市场和工人三者关系调整下的工人生产生活及群体身份变迁为纬，尝试着回答普通工人如何以及走向了何种阶级身份。即，在私人作坊中、单位组织中、生产领域中与退出生产领域之后，工人阶级的存在形态与动力，以及行动能力来源于何处。在这个过程中，产业工人呈现出何种身份状态，工人们如何进入马克思意义上的政治阶级范畴，又是如何趋向了韦伯意义上的地位-命运群体。　　整体而言，在中国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形塑工作以不同身份之间的“翻”与“转”的方式不停推进着，并没有一个完成时状态。产生于中国传统手工业作坊中的学徒和雇工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份改造工程中并没有被改造为自为的工人阶级，随着国家逐渐淡化了阶级身份改造，重新出现的市场与单位组织一起成为塑造工人身份的重要场域，并在下岗之后通过创伤记忆和共同的利益失去完成了心灵的集体化，工人们始终没有彻底走向马克思传统意义和韦伯意义上的阶级，而是以原单位为身份界线，走向了二者混合的地位-命运共同体。　　中国工人阶级的改造工程和苏厂工人的自我身份塑造工作一直处于正在进行时。由于苏厂的生产经营状况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存在较大差别，特别是苏厂工人在国家和市场两个场域中的自我实践，工人的自我身份塑造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宏观阶级身份改造工程。特别是日常生活体验、个人不可抗的共同经历、集体创伤记忆将工人们建构成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自感阶级话语失效之后他们发起集体行动，并指向于地方政府部门而非市场，甚至工人们的集体行动从来没有指向过市场。　　以单位为身份分割界线的工人尽管在回归社区之后仍处于阶级生产的状态之中，但却也面临着阶级生产终止的威胁。随着原先的年轻工人长时间脱离单位社区、年老工人生命终止的不可逆性，特别是单位社区在城市改造工程中消失，阶级的消解似乎难以避免，地位-命运共同体的维系成为了一个全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