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教科书哲学,作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并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给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造成巨大影响的“哲学事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在对传统苏联教科书反思的基础上,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了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转换的基本逻辑。不论是理论批判还是理论完善,苏联教科书哲学都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容逾越的理论前提。然而,从目前国内学界对苏联教科书哲学的理论态度看,却存在着一种悖论性的评价,若对苏联教科书哲学予以全面否定,则必将导致自“五·四”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历史性断裂；若全面肯定教科书,则当今的所谓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的言说又有何必要?正是这种理论困难,框定了本文的写作目的:即从苏联教科书哲学的文化历史源流入手,对苏联教科书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依据、形成及演化过程、存在的理论问题,进行一番翔实、客观的梳理,对苏联教科书哲学给出客观、公允的评价。这既是我们对历史负责,也是开启我们未来“思”之视域的基本前提。本论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对苏联教科书形成过程的独特的政治文化语境的分析,阐明苏联:为什么是教科书哲学。本文认为,对于苏联教科书哲学的反思,不能从其理论样态上讨论其利弊得失,而必须将其置于俄国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中去考察。苏联教科书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的产物,它之所以能够形成并持续统治人们思想达半个世纪之久,这是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苏联的社会政治背景相联系的,作为自马克思之后首次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系统化的产物,虽然由于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理解水平和出于主观需要而存在理论缺陷和随意取舍等诸多问题,但这种尝试本身是需要肯定的。苏联教课书哲学作为苏联人从自身历史境遇出发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俄国式阐述,客观上讲,它是俄国历史文化传统在20世纪的折光和延续。　　 第二部分,通过对苏联教科书哲学赖以形成的经典文本群的梳理,阐明苏联教科书哲学何以可能的理论依据,并在对经典的解读中澄清至今仍围绕着对苏联教科书哲学评价方面一个重要理论难题:即“教科书哲学”是否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而这一观点的重要理论依据既是,苏联教科书哲学都是以马克思列宁经典原著的文本为依据的,都是言之有据的,而经典原著本身因其是经典,其正确性是不容否认的。然而我们在对苏联教科书哲学赖以形成的文本群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正是由于对经典的误读,才导致了苏联教科书哲学的诸多理论问题和理论困境,从这一方面讲,苏联教科书哲学可以说基本没有反映或没有完全、准确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俄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主要来自于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他们特别看重恩格斯的解读方式,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苏联教科书哲学的主要文本群。在对上述主要著作梳理、解读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恩格斯的思想构成了苏联教科书哲学的深层基础,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构成了苏联教科书哲学的基本逻辑,列宁的思想则构成了苏联教科书哲学的基本原则,斯大林主义则使苏联教科书哲学最终定型。上述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虽有侧重,但其共同之处都是从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出发,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传统,并使之系统化、规范化,这些则正是苏联教科书哲学的理论特征。　　 第三部分,通过对苏联教科书哲学从萌芽到雏形、再到构成体系的漫长发展过程的系统、深入考察,本文认为,苏联教科书哲学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的理论表征,它是以苏联经验为理论生长点,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化解读为基本路径,以树立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为理论宗旨,以为政治服务为基本功能的理论模式。作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俄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系统,它所存在的问题在于,将这种并不具备理论的普遍性和真理的绝对性的理论体系绝对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惟一科学形态,惟一合理形态。特别是斯大林以后,他们不是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看成是特定历史情况下的具体解释系统,而是看成惟一合理的理论模式,并反过来以此为理论框架,来解释、评判、剪裁马克思哲学。这种解读模式不仅主宰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且波及世界,对中国等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至今挥之不去的巨大影响。因此,通过对苏联教科书哲学形成史的的重新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苏联教科书哲学是非曲直的理解,而且对于当今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形态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第四部分,在对苏联教科书哲学形成的背景、理论依据、形成过程及存在的理论问题考察的基础上,本文对当前关于苏联教科书哲学批判的方式、手段、标准、目的进行了反思,本文认为,当今在对苏联教科书哲学的批判问题上,不论是在标准的认定和手段的选择上,都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批”什么与怎样“批”的问题。我们至今尚没明确被批判的教科书标准与教科书批判的标准的区别,尚没有弄清“意识形态的恐怖”是教科书哲学产生的因为还是结果,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蕴,能否构成批判教科书哲学的标准。应如何理解作为马克思哲学基本范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之关系。而这些问题不解决,对教科书哲学的批判实际上很难达到预期目的。而我们也很难真正走出教科书哲学。本文试图在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中对当前教科书哲学批判的状态作一总体把握；并试着提出自己的批判原则,以期在一个更高、更广阔的平台上重新解读教科书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