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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了解并分析1995-2011年我国吸毒者艾滋病感染的空间特点,并在感染及数据可能存在聚集性的情况下,分析影响其感染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ey virus,HIV)的个体因素和宏观因素。研究方法：利用1995-2011年间以注射吸毒为途径感染HIV者和艾滋病病人(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数据,分别以省份和区县为水平进行空间聚集性分析并生成热点区县的中心位点。收集我国2011哨点监测的吸毒者数据进行我国吸毒者艾滋病感染个体影响因素的分析,利用三水平Logistic模型,分析我国社区吸毒者艾滋病流行的影响因素,计算相关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及OR值。建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社会经济因素对我国吸毒者艾滋病感染的影响,为了减少自变量间的共线性,通过主成分分析从经济、交通、社会保障与安全及卫生四方面各提取一个综合变量作为自变量,并定义2007年-2011年全国累计注射吸毒者艾滋病报告密度为应变量拟合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宏观因素对我国吸毒者艾滋病感染的影响,以得到全国各省份综合变量的局部系数值。研究结果：1995-2011年间,我国注射吸毒者艾滋病感染分布并不均匀,经空间全局自相关检验,我国累积注射吸毒者艾滋病感染在全国范围内存在聚集性(Moran’s I=0.066,Z值=32.629且P<0.05),并且逐年注射吸毒者艾滋病感染均具有聚集性。1995-2011年间局部热点多位于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西南部云南、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等。其中,1995-2003年期间,西部地区热点局限于新疆省,西南部地区热点有由从西向东转移的趋势。2004-2011年期间,西部地区热点位置仍处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地区热点有由从边境向内陆转移的趋势。2011年我国哨点监测共调查社区吸毒人员42011人,HIV感染率为5.01%(95%CI：4.80%,5.22%)。零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显示社区吸毒者艾滋病感染在区县水平、省份水平上均有聚集性。进一步通过三水平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感染丙肝(OR=6.404,95%CI:5.411,7.580)、共用针具(OR=4.043,95%CI：3.545,4.618)、注射吸毒(OR=1.736,95%CI:1.391,2.167)、少数民族(OR=1.728,95%CI:1.446,2.065)等人口学特征及行为学因素是社区吸毒者感染HIV的危险因素。2007-2011年间,我国累积注射吸毒者艾滋病报告密度存在空间上的聚集性(Moran’s1=0.102,Z值=2.472且P<0.05)。由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可得,经济水平系数在大多数省份为负值。交通系数为另一个系数多为负值的社会经济综合变量。卫生水平系数、社会保障与安全系数在省级水平上多为正值。经地理回归模型拟合后,对模型预测各省艾滋病感染数与真实值的差值(残差)进行全局自相关检验,未发现空间自相关性(Moran’s1=0.030,Z值=1.970,P=0.56)。模型校正后R2=62.5%、Condition Number均小于30,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良好。研究结论：1995-2011年间我国注射吸毒艾滋病感染存在空间上的聚集性,近年来局部热点数量有所增加出现由边境向内陆转移的趋势。在分析我国吸毒者艾滋病感染的影响因素时,多水平模型可以用于处理我国艾滋病哨点监测数据,并得出较为真实的结论,但仍需在群体水平继续探索相应的影响因素。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可被用于分析我国宏观因素对吸毒者艾滋病感染流行的影响,可体现出我国各省经济、交通、社会保障与安全及卫生水平对其吸毒者艾滋病感染流行有不同的响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