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梁启超“以西方社会为镜”对中国传统社会开展的大量对比研究的事实,以及康梁“群学”是中国社会学发轫时期探寻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代表的基本判断,本文对梁启超的相关社会学思想进行了尝试性研究。本文的初衷并不限于用现代的社会学术语对梁启超的社会学思想进行解读,更力求通过梁启超这一“窗口”,窥探草创时期的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并通过对这些基本问题更加深刻地把握,以响应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的号召。对“社会思想”与“社会学思想”这两个概念进行明确的区分,是研究得以进行的重要前提。本文的主题是研究梁启超的社会学思想,这就直接限定了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研究某个学者的社会学思想,首要关注的是该学者如何对社会学的学科进行定位。戊戌维新时期正好是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发轫期,社会学在中国的兴起,最早是以“群学”的面貌为人所知。这一时期包括梁启超在内的维新志士,大力鼓吹“合群立会”之说,以求得政治变革与政局统一。受此影响,梁启超将社会学的学科使命定位于用“群术治群”。随着梁启超对西方社会学更加深入的了解,他又围绕这条主线,就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步骤、研究范围、资料收集方法、社会调查等问题进行了明确地阐述。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也是贯穿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经典二元“困惑”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西方社会学被引入到中国的那一刻起,社会学的本土化过程便已开始,梁启超的“化育新民”思想是其代表之一。在“新民”的努力中,梁启超就如何处理好“公德”与“私德”的关系问题论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他的这一分析路径,不仅与孔德、涂尔干等实证主义社会学家的立场迥异,而且同韦伯从个体的社会行动出发及马克思的实践立场大相径庭。早在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就大力提倡“新史学”,向传统史学发起革命性的挑战。他的“新史学”突破了将史学的研究对象仅限定于“王侯将相”,而下移至普通百姓,要求历史研究要面向社会群体的社会生活；他强调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改善史学研究。这种思路无形中促成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融合。当代强势的西方历史社会学大行其道之时,我们不仅面临如何介绍和引进之的问题,还将囿于本土化的困境。当此,梁启超的“新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鉴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认识,本文对中国社会学史下梁启超的地位问题进行了探讨。用文献梳理的方式描述了不同学者在此问题上截然不同的认识,并对形成这种巨大认识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这种尝试,能更直观的方便对梁启超社会学思想,以及社会学基本问题的把握。本文的最后,总结出梁启超社会学思想的几大特点：浓重的社会秩序“情结”；显著的实用主义倾向；鲜艳的人文主义色彩；丰富的社会建构精神。就本文的新意思之处和不足之处,文章也做了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