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时代(1392-1910),为了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朝鲜国王曾多次派遣使团赴日。这些被派往日本的使节,被称为“朝鲜通信使”。江户时代,从庆长十二年(1607)到文化八年(1811),共有12次朝鲜通信使出使日本。通信使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俗等方面,做了细致的观察并留下了记录。这是当时朝鲜人对日本看法最直接的史料。朝鲜通信使对江户日本风俗基本持批评态度。批评日本尚武好战,不事文教;轻生忘死,发怨必报,少有不平,辄拔剑相杀;在死人乃至活人身上“试剑”;端午结阵交战、任意杀人;人如蛇蝎,无恻隐之心;此外还有:嫁娶不避同姓,盛行借妻,女性婚姻守贞观念不强,游女娼男盛行,僧尼亦不持色戒。这些行为被认为是寡廉鲜耻,淫乱之行。对此,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朝鲜通信使对江户社会风俗的负面观察是一种误解和偏见。首先,对于日本人的尚武好战,轻生忘死,“试剑”等凶残之举,他们认为是通信使未能了解日本武士尚武勇、重名誉的特质所致,是误解和偏见。其次,对于通信使批评日本的婚俗及性观念的混乱,他们认为朝鲜通信使受儒家婚姻伦理和两性禁忌观念的影响,因此对日本的婚姻形态和开放的两性观念无法认同,从而产生了误解,形成了禽兽、好淫、鲜耻的日本人形象。事实是否真的如这些学者所言呢?通过研读《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可知,江户时代的通信使文献记录目前可查找的有14篇,这14篇中涉及江户社会风俗的有12篇,在这12篇中,除了2篇对日本风俗有少量提及,其余10篇则对江户风俗有较多描写。由此可知,通信使对江户风俗的批评在通信使文献中占有一定地位,并非是一人之言。对于江户风俗,不仅上述朝鲜通信使做出了负面评价,而且西方的传教士、外交官、翻译官和商人对同一时期的日本也均有类似的负面评价:磔刑普遍、残酷,“试剑”之举是残酷的暴行;人民好斗、顽固、倔强;社会推崇轻生、不惧怕死亡。还说,日本妇女不注重贞洁、男女混浴有伤风化、娱乐区里充满怪诞的色情。同时认为,这些习俗与西方社会中的习俗截然不同,比如西方注重妇女的贞操,男色有罪,尊重生命,自杀受到谴责等等。通过分析可知,通信使的观察与西方人的观察一致。无论从通信使还是西方角度看,江户社会都存在着,尚武好斗、轻生蔑死、性爱随意等习俗。并且,这些江户社会习俗所显示的道德性、罪恶感与东西方人理解的完全不同,它既不是儒家的,也不是西方式的,而是日本式的。因此,朝鲜通信使们对江户社会的评论,并非出于儒家价值观的“偏见”或“误解”,而是符合具体事实的论断,具有普遍性意义,对于我们理解当今日本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