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在其长达六百年的历史中,因成熟而近乎完美的外观表现形式和内在艺术韵旨而获得了“雅部”之美名,与“花部”相对,并对现存几乎各大剧种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以至被尊称为“百戏之母”。简单回顾其历史,可以发现,昆曲艺术经历了“委婉清扬”原生态阶段、革新阶段、独霸戏坛的繁荣阶段以及曲高和寡的昆曲衰落阶段。昆曲作为一门综合性表演艺术可分为五个子系统:声腔系统、伴奏系统、曲调系统及表演系统和文本创作系统。昆曲在具备传统戏剧写意性特性的同时,带有浓厚的唯美化特征。由于写意这个概念最早是用于绘画领域并且一直用于阐述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特征,从而在理解、阐释和运用过程中产生内涵模糊、外延扩大和使用混杂的情况,因此对于写意内涵进行梳理与廓清对于理解昆曲写意观大有裨益。综合考察,出自传统画诀的写意注重的是神似而不求形似,即“离形得似”。在文学创作中的写意则是“得意忘言”、“言外之意”,讲究内容意义而不注重外表形式。这个不求外似并不是不讲形式,而是不讲求外形与外貌的外在相似性,但却要求通过神似意会的形式意味反映出内在含蕴与意旨。从这个角度讲,写意又是最讲究形式的。因为它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是表达内旨的形式。因此这样一种形式是眼,是表意传神的载体。从中国古代美学史上考察,从意象到意境的形成发展历史脉络清晰的展示出古代中国人注重形象思维、重体悟神会式意象与意境的总体写意性特征倾向。通常意义上的象是以二维平面形式存在的,而就昆曲意象之“表意之象”来说,意在象外,需要理解和想象。这样一种意与象的结合自然不是平面的,而是三维立体之象。在意象三维的基础上,意境等概念加入了主体的情感参与、心灵体悟,形成了主客体间的互动与交融,也成就了意境、意趣、意味等穿越时空的四维概念。因此在解读昆曲时需要一种思想、意识和情感上的对话与互动交流。在对话性质的立体思维交流中,尝试全方位的解读昆曲。昆曲艺术在具备了传统戏曲写意性特征的同时,表现出了其独特而出众的审美特点:唯美化。首先,写意作为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之一,本身即透着含蓄、内敛而重精神、重感悟的中国式哲学思维。这样一种重心灵感悟体验的精神也是唯美化的特征之一。其次,昆曲写意性注重形式表现,通过形式追求唯美化。白先勇先生曾说“昆曲无它,唯一美字。”昆曲的美即是通过唯美化的形式表现传达给观众的,可以说注重体验感悟和形式表现正是昆曲写意性与唯美化之间最主要的契合点。唯美主义在十九世纪末所倡导用美(感性、感情)来反抗社会,汤显祖早在十四世纪就以其“唯情论”传达出这种精神,并在其《牡丹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昆曲写意性的唯美化特点具体表现在昆曲声腔的“惊世之音”、传奇文本、“歌舞合一、唱做并重”的“四功五法”等方面。如果考察昆曲表现唯美化的成因,可以发现其作为吴文化的典范与吴地吴人吴音密切相关的。因此,昆曲是得益于吴文化的熏陶和滋养才发生和发展起来的。首先是吴音的温婉清丽决定了昆曲的“委婉清扬”;其次是吴地的水土丰腴、风调雨顺为水磨调的打造提供了保障;最后是吴人尚武崇文的性格。吴人尚武古已有之,其实尚武背后的争胜好强精神才是吴地千百年来文化、经济独树一帜的内在原因。这样的争胜精神在各个时期呈现出尚武、崇文、重教、重商等多种表现,它们或交替出现,或综合呈现,在吴地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史上留下深深印痕。昆曲正是在崇文重教的吴风吴俗下萌发成长,同样也在吴地争胜好强精神的支配下在明清戏坛独领风骚二百年。在昆曲诞生六百年后的当代苏州,其城市精神被定义为“崇文、融合、创新、致远”。这样的城市精神使得吴文化典范城市苏州更象一位既古典又现代的女子,以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与涵养给予昆曲艺术这项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为适合的物质与精神上的生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