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试图从阿伦特的政治恶这个视角来探讨现代伦理的困境及其出路。与西方道德哲学传统把恶看作是善的匮乏或某种特殊力量作用的产物不同,政治恶的问题在于它消除了使得人性(人的复数性、个体性以及自发性)成为可能的条件,因而它也就打破了我们所知的一切标准,这标志着西方文明及其价值体系的崩溃。由于“根本恶”攻击的是人性以及使得政治成为可能的人类世界,因此它导致了现代伦理的困境。政治恶不仅是对人类外部世界的破坏,而且也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破坏,艾希曼身上的“恶的平庸性”便是一个明证。阿伦特所说的“恶的平庸性”是指作恶者本人的一种特别的精神状况而不是指他的行为。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最重要的特征不在于愚蠢、邪恶或者施虐本性而是由于“无思想”。“无思想”导致了一个普通的人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滔天大罪。正是“平庸的恶”与“无思想”的现象促使阿伦特去思考思想与恶之间的关系,她认为虽然思想本身不能制止人作恶,但是思想是制约人不作恶的条件之一。思想的破坏性会对判断能力产生解放的效应,判断能够实现思想并使思想在表象世界中彰显。阿伦特把判断看作是区分对与错、美与丑的能力,即康德意义上的审美反思判断,这种能力在阿伦特的政治和道德思想中起了显著的作用。然而,道德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张力,成为一个道德上的好人是一个有关不作恶的问题,而成为一个好公民则意味着要承担对公共世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