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特的著作中,无论是文学文本的分析还是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解读,都涉及到巴特对意识形态以及所处文化环境的批判。通过对巴特前后期作品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符号学是巴特从始至终展开文化批判的理论武器。因此本文试图以时间为线索,以巴特的符号学思想为切入点,分析在不同时期巴特是如何巧妙利用符号学方法解剖文化现象,实施社会政治文化批判的。同时探析这一思想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影响及它的现实意义。本文第一章主要分析巴特结构主义时期文化的符号学批判,鉴于《神话——大众文化诠释》是巴特前期进行大众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而《流行体系》是其结构主义接近尾声时对流行时尚的研究之作,这两部作品能全面、完整的体现巴特整个结构主义时期的文化研究特点,因此这部分主要以他的这两部作品为对象来展开具体的说明。虽然这一时期巴特都是在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的指引下分析当时的法国社会文化现象,但是从其作品中,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其中的差异。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中巴特对大众文化现象的分析还没有完全摆脱社会学等其他方法的影响,并且在研究中巴特的指向是符号的建构,也就是说他是沿着物——符号的思路分析的。而在《流行体系》中,巴特已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符号学理论体系,并在对文化符号的探究中发现了深层的运作机制,因此此时巴特的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符号向物的转化过程中,即分析资产阶级是如何将符号转化为活生生的物,从而实现对大众的意识形态统治的。而第三小节则是在前两节的基础上总结巴特对大众文化现象的认识以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巴特对意识形态的批判。第二章分为三节,主要谈到20世纪60年代末解构主义思潮的兴起缘由以及巴特向解构主义转向的内外原因,即法国当时的社会运动“五月风暴”的影响、文论界一大批解构主义者理论的启发以及巴特对自己理论思想的反思。第二节则主要以巴特在解构主义转向时创作的《符号帝国》为立足点,探究在解构主义符号学影响下的文化分析特点。《符号帝国》是巴特日本之行后创作的,置身异国,巴特感知到了日本文化的空洞、无中心、随意,并在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中表现出了对日本文化的青睐。第三节则立足巴特对日本文化的阐述来分析他借助异国文化展开西方文化批判的策略。首先,在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巴特借用新符号学剖析日本文化,发现了其与西方文化符号的不同,并在这个过程中为西方式文化符号找到了“解毒剂”。其次,巴特采用片段式的写作方式阐述日本文化,从而颠覆了西方社会线性的、逻辑严密的文化叙述方式和传统,实现了自己对西方文明的反感和叛离。第三章主要是对巴特用符号学进行文化批判这一思维方式的价值界定,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巴特利用符号学展开的文化批判对整个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巴特的研究对大众文化及消费文化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地位的文化理论家的影响角度来阐释其价值的。另外,第二部分论及了巴特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这一部分主要由两小节构成,第一小节巴特符号学的剖析过程给大众提供了审视社会文化现象的思路和眼光,即“陌生化”的视角。另一小节,他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分析方法从另一个角度给身处符号异化、符号诱惑的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类提供了有关生态文化符号创造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