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类”是文学理论最古老的范畴之一,文类问题也是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之一,它既关涉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文学批评等所有文学理论层,又纵贯传统、现代、后现代等文学流变的不同历史时空。文类让一切诗学无法回避。故开展文类研究,切入点虽小,但具有辐射力广、穿透力强的对象特殊性,于文学基础理论建设、乃至整个文艺学学科发展大有裨益。本文研究思路是:以范畴辨析确立统率全文的理论基点;贯彻理论基点,坚持问题意识,由表及里地深入剖析各种文类现象;由点及面,触类旁通,小心挖掘和仔细印证文类对于其他诸多文学理论问题的辐射性和穿透性;努力追求基础性与前沿性并重、继承性与创新性同辉的学术品格,把文类研究在新世纪推向一个新高度。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是“文类”范畴探析:首先分别扫描和归纳了中西文论语境中文类范畴面临的诸多困境,如范畴对译、术语序列、文类内涵等;在逐一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文类”系文学类型的简称,英译literary genre,一般可简译genre,其与我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体”、“体裁”范畴的类别之义等同;把“风格”与西方文体学之“文体”合并,译作style(stylistics为学科名)。在研究实践中统一称呼为“文类”和“风格(风格学)”。文类划分中的术语序列追求是一种模仿性的、人为的纵向设定。这种尝试和努力不必要且最终也不可能产生定论。原创性地提出关于文类范畴本质的新说并作为研究的基本理论基点:“文类是策略”论,即文类是基于文学分类的把握文学作品属性的一种策略。第二章是文类等级论:坚持一般性研究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具体探讨了文类等级的产生原因及其实质、文类等级的历史意义以及处于等级低层的文类开展身份认同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文类等级构成与身份认同策略的中西比较等。提出:文类等级的实质是一种“策略间性”(inter-strategy),它的产生和社会等级、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文学观念有关。文类等级现象的正面历史意义有:文类等级有助于历史性地围绕个别文类展开集中深入的研究;文类等级从源头上来说是影响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学理论传统的决定性因素;文类等级可以为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和批评提供有益向导或某种典范;文类等级还是文学理论观点、文学批评标准的必要强化、合理延伸,有加深认识、促进传播、画龙点睛之功。其负面意义有:文类等级产生的“强权政治”掩盖了文学史中某些次要文类的生存常态,严重影响到它们的发展和传播,甚至造成文学史上无法弥补的缺憾;文类等级影响了文学研究的重心,厚此薄彼的研究现状使得一些次要文类陷入了对自身严重不利的恶性循环;文类等级产生的“意识渗透”形成了主导文类对次要文类独立性的威胁和“殖民”;同时,文类等级的历史封闭性构成了文学进一步发展以及文类新生的巨大障碍。文类身份认同的必要性来自于文学发展本性、文学观念推陈出新、次要文类自我实现、文类等级长久存在等方面的需要;而文类等级的实质“策略间性”和“文类”自身特性则提供了身份认同的可能性。中西文类等级构成策略的相同点主要体现为:紧密围绕文学作品置身的众多维面、有赖于“正-反-合”的辩证思维。不同点主要体现在:我国的文类等级构成策略比西方更加重视创作主体因素、更加重视学科间的交互性、更加强调历时因素。中西文类身份认同策略的相同点主要表现为:都注意围绕文学作品置身的众多维面、都善于借鉴外在客观事实进行比附与譬喻。不同点主要表现为:我国的文类身份认同策略比西方在具体方式上更加多样,更富民族色彩;在认同欲上更加强烈执着。就中国古代戏曲这一文类个案而言,其等级形成之由有:情之放肆说、身之低微说、生之晚起说;具体认同之路表现为:戏曲通过与诗文求同策略达到“思齐”之旨,而凭借与诗文求异策略达到“出类”之归。“思齐”式认同之路包括:正情论、同源论、更替论;“出类”式认同之路包括:作至难、乐至最、教至深。“思齐”式认同更多着眼于“破”,跟从色彩浓厚;“出类”式认同更多倾向于“立”,独立意识强烈。中国古代戏曲争取身份认同之举至少产生了三个不可忽视的消极后果:“作至难”说影响下的创作因素对戏曲繁荣的制约;身份认同推动了戏曲的诗文化或阅读化倾向;戏曲身份认同走向了反对反对者自身这样一条自我否定之路,显示出认同行为的两面性。第三章是文类界限论:以文类界限的总体特征为理论出发点,分述了文类界限与文学创作、文学接受、文学批评的关系和影响,并从纵向上透视了“以A律B”、“以A为B”以及跨文类写作等文类界限的专题。提出:文类界限作为“策略间性”表现之一,它与文类等级之间的两种实质论的区别在于:“策略间性”在文类等级中分别体现在等级构成和身份认同两个层面上,仅停留于对某特定策略的关注;而在文类界限中则是一种同时性展示。这种整体关注的特殊性,使得文类界限表现出显著的不即不离、有无相济的辩证特征。文类界限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表现为:选择恰当文类是文学创作之前的必要准备、文类之间的借鉴贯通是追求文学创作最高艺术性的必要保证。文类界限与文学接受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作品归属文类的确定是文学接受顺利完成的首要条件之一;文学接受者内化的文类传统对文学接受会形成良性的审美张力场,有助于增强审美感受;文学接受对文类界限的特征具有某种程度的决定作用。文类界限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表现为:清醒的文类意识是开展有效文学批评的必然要求;文类界限决定着文学批评结论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张力关系;文类界限的态度取决于文学批评的实际目的。“以文律曲”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亲自实践并成功演示了文类界限“不离”的一面,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样例之一;同时,以文律曲对文类界限的态度及其对戏曲创作、审美等方面的不利影响也必须要进行认真批判。“以A为B”现象的内涵主要体现在音律、风格、节奏、审美效果、表现手法等层面。现象之缘由主要有外来影响说、文学革新说、不谙音律说、文人相轻说、游戏笔墨说等代表性观点。总之,文学创作的总体背景特点与文学创作主体的特殊条件这两个内外因素的结合是主要原因所在。在内在因素方面有两点取向需要加以补充,即创作主体创作生活中的主导文类取向与创作主体文学观当中的文类观取向。通过对“以A为B”现象的反思与批判,我们认为:“以A为B”现象中的文类,与其说是独立名称,不如说是一种修辞格;“以A为B”现象再次印证了文类界限的辩证性,是文类传统与文类之间双向互动的一个生动写照,为促进和推动其他文类出现提供了媒介或催化剂。既然风格并无从根本上区分文类界限之力,由此带来对于“词为艳科”的婉约风格的客观评价问题,即以诗为词之类的文学改革之功,不能遮盖犯律之不足;豪放词风于格律派之对立,不能漠视后者之合理。对跨文类写作现象的内涵理解上的分歧,主要包括三种观点:文类“陪衬”观、文备众体观、复数归类观。我们认为:跨文类写作是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策略,是后现代主义所选取的文学理论主张之一,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品质在文学创作上的理想反映。第四章是文类替代论:针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祛除文类范畴的动向,通过文类与以互文性、文本类型性和构建型式为代表的替代范畴之间的比较研究,重新肯定了文类范畴存在的合理性。提出:后现代主义风潮高喊反文类口号与文类理论再次陷入自我反思这两股具有内在关联的理论力量的交遇是替代范畴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诸替代范畴与文类之间并不存在谁替代谁的生死存亡问题。前者于后者的关系,与其说是替代,毋宁说是一种补充或提示。文类必将在借鉴吸收中永存。然而三个替代范畴之间相互否定、自我抵消的情形,又反映出这场替代行动的脆弱性。由这场替代运动上溯,克罗齐尽管极力排斥文类范畴且影响甚巨,但终因其诗学和美学理论自身无法弥补的缺陷,其仍然难以如愿地彻底超越和完全摆脱文类。历史后来也证明,文类是文学理论批评不可或缺的基本概念之一,任何冒昧的或极端的反文类做法都是有悖文学发展规律的,都是反文学的。第五章是文类意识论:以文类意识为思考路径,以文学性研究为参照,围绕当前文学性研究的困局和分歧,试图提供解读文学性研究中若干焦点问题的新方案,演绎以文类意识解决文学理论实际问题的新力证。提出:文学性内涵研究中强调文类意识的必要性体现为:从文学性内涵研究指涉的对象而论,文类是基本对象;从文学性内涵研究的具体策略而论,文类是基本切入点;从文学性内涵研究的最终目的而论,文类是基本检验标准。对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诗学为主要代表的“文学性”内涵观研究现状的批判与反思告诉我们:健全的文类意识带给文学性内涵研究的启示表现为一种多维性。这种多维性中介引导我们提出新的文学性内涵观,即文学性在于由新“层次”论产生的新“张力”论。“文学性蔓延”的表述在“文学性”概念的溯源中引发质疑,需要进行概念重置,如“文学性成分蔓延”或“文学层次的局部重现”。受所谓文学性蔓延的影响,非文学向文学转化的关键在于一种“类型内转”现象,即非文学作品在接受传播过程中发生了经由非文类向文类的潜在性属性转变,从而实现非文学作品向文学作品的身份变异。而由“内转”取向带来的作品归属何种文类的问题,又受制于三方面因素:文类世界的开放性决定了策略选择的历史性、接受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策略选择的丰富性、作品存在的对象性决定了策略选择的侧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