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源是一种有限资源,其特点之一是空间位置相对固定。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持续推进,人民生活的物质质量不断提升,由此产生的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较快,我国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大,道路硬化面积持续增加,农村生产用地和生态用地面积被动缩小,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三者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快转变生产方式,持续优化土地空间利用格局,以提高土地利用生态效率。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三生空间”下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指标评价体系,明确三个子系统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率在全国、区域及省域层面的具体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三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情况,探究“三生空间”下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梳理了近年来学者们关于“三生空间”及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基本内涵、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测度方法的选择、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的相关文献,由于“三生空间”下子系统的耦合研究文献较少,本文对研究经济—社会—生态三者耦合协调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重点总结了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测度方法和实证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其次,本文通过深入分析“三生空间”和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基本内涵,确认“三生空间”下土地利用生态效率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构建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指标评价体系,其中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包括城镇和农村两部分内容。基于此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除西藏、港澳台外我国30个省份2003-2020年“三生空间”下各子系统土地利用生态效率值,再通过运用熵权法求得“三生空间”下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综合值;基于测算结果,对其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同时,由于“三生空间”是由三个子系统构成的,本文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度量了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下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率值的耦合协调水平,以进一步分析“三生空间”下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协调发展状况;最后,为进一步明晰导致“三生空间”下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差异化原因,本文通过构建个体时间双固定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对其影响程度的大小。研究结论如下:（1）“三生空间”下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测算结果及变化趋势。从全国层面来看,2003-2020年“三生空间”下我国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综合值的平均值为0.499,处于中低水平,变化趋势呈现“M”型;其中,三个子系统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排序为:生产空间＞生态空间＞生活空间,平均值分别为0.826、0.517和0.333;从区域层面来看,“三生空间”下七大地理区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率整体波动范围在“0.4-0.6”之间;其中,生产空间下华北地区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率值最高,华中地区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率最低;生活空间下七大地理区整体保持下降状态;生态空间下七大地理区之间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率具有明显差异,华南地区远高于其他地理区;从省域层面来看,“三生空间”下我国30个省份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率在2003-2005保持增长,此后出现下滑;其中,生产空间下我国30个省份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率优于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生态空间下土地利用生态效率水平最低。（2）“三生空间”下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空间特征。研究表明,“三生空间”下我国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空间差异显著,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较高,东北地区较低;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下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现象,而生态空间因其内部构成基本保持不变,不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3）“三生空间”下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结果。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的水平,即三者之间的良性耦合程度较低。（4）“三生空间”下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我国“三生空间”下土地利用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即某个省份“三生空间”下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提升会对相邻省份产生正面影响。在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前提下,经济发展对于“三生空间”下土地利用生态效率仍就呈现“U”型,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三生空间”下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改善;生产用地占比、土地开垦程度和土地财政压力的增加会对“三生空间”下土地利用生态效率产生负作用;提高科技水平、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有利于推动“三生空间”下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