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在业绩压力与保壳动机之下,为达到调节利润避免退市的目的,对利润调节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利用关联方进行财务舞弊便是其常用方法之一,上市公司利用关联方关系可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谈判流程,降低协调成本的目的,因此在企业日常经营中被广泛使用。但关联交易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因关联方之间的关系存在社会特殊性,其主体之间会出现非公允的市场交易行为,掏空上市公司进行大股东利益输送及非法占用资金等行为,此外,上市公司管理层为了完成外部监管的财务指标,利用关联方之间的特殊关系进行虚假交易,实现调节报表的目的,这种行为不仅损害公司内部正常的经营运转,也损害了社会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具有直接股权投资关系所形成的关联方关系,相对较易识别,但近年来,关联方舞弊的手段也趋于复杂,隐性关联交易因其表外社会关系较难识别,舞弊的案例也逐渐增多。例如,利用交易主体之间的社会密切关系进行虚假业务往来,从表面来看,交易是按公允的市场交易行为,但其交易并无商业实质,也未发生真正的货物流转,仅仅为实现收入调节利润的目的,对财务报表真实性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因其关联关系的隐蔽性,发现交易主体之间的密切关系,识别隐性关联关系也存在一定难度。如何有效识别隐性关联方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恰当应对审计风险,给审计人员提出了较大挑战。本文主要采取案例研究的方法,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ST国药审计失败为例。首先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阐述;其次针对隐性关联方、关联方交易、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和舞弊冰山理论进行阐述;重点对*ST国药利用隐性关联方交易舞弊进行案例分析,发现该公司的舞弊手段主要为利用隐性关联方虚构钢材贸易、虚增营业收入等,并对立信所在审计中的不当之处与审计失败原因进行分析;根据该案例对隐性关联方交易舞弊提出针对性的审计对策与建议。即:对隐性关联方的识别开展必要审计程序;对关联交易的商业实质与真实性进行调查;采用多种审计程序相结合的方式获得审计证据;加强重点科目的审计;优化审计软件;加强事务所的内部质量控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