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上游由三条支流组成:汝水、颍水、淮水。春秋时期，该区域有金文出土或传世的国家约有十四个，分别是:敖国、郑国、应国、蔡国、许国、陈国、沈国、养国、胡国、江国、息国、黄国、蒋国、番国。　　在先秦时期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青铜彝器对於各国贵族来说也是一种“奢侈品”。当时之人作铸铜器，除为了满足日常使用之外，往往是出于歌功颂德、祭祀先人、馈赠赏赐等目的。所以铭文中往往会标明作器缘由以及器物领主，这对於我们判断其国别是非常有利的。　　经过收集与整理共得各国（不含江、息、黄、蒋、番五国）有铭铜器二百七十余件，涵盖了从西周早期至战国初年，近六百年的历史时期。其中既有铭文短小仅一、二字者，亦有蔡侯申盘、十月敔簋等长达百余字的央央巨制。可以说铭文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除了郑、陈、蔡之外，其余各国在典籍中大都记载不详。而大量出土与传世的青铜器铭文则为研究各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这九个国家的铜器铭文，前辈学者们已经作出了很好的研究。但是其中的某些内容，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如:宝登鼎中被释为“登”的那个字，似乎应该释为“皿”。并且该铭文中的“宝皿”，当即郑公子子耳鼎中的郑国公子“子耳”，亦即见於《左传》的郑国贵族“公孙辄”。此外铭文中还有很多的地方，各家的看法大相径庭，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研究的深入。　　再如，文献中记载的胡国，颇为错综迷离。分别有妫姓之胡、姬姓之胡、归姓之胡、董姓之胡等多种说法。结合出土金文来看，现在能确定的胡国共有两个:一是媿姓;一是归姓。一个在陕西附近，一个在河南、安徽之间。　　李学勤先生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划为七个文化圈，各国文化圈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和学习。最为重要的是各个文化圈的范围并非一成不变的。通过蔡国、郑国、养国的铜器铭文，可以清楚地看出，大致在春秋早期以前，各国的铭文风格多有与中原地区的铭文风格相一致的地方。而春秋早期以后，便开始出现了与楚系铜器铭文相近的风格，甚至有了鸟虫书的出现。　　淮河上游沿岸各国本是樊屏周室，抵御南夷、荆楚的前沿阵地。但是春秋时期楚国日益强盛，扩张的矛头直指中原。楚文化也因此开始向北延伸。本文所论及的淮水、汝水和颖水沿岸的十四个国家，地理位置较为特殊，他们大致处在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和中原文化圈的重叠地带。一方面中原王朝要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必然要先强化这一地区的统治，青铜器中“应监”这一名称，似乎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楚国北上逐鹿中原，这些国家又首当其冲受到楚国的威胁。除郑国灭于韩，沈国灭于蔡，敖国、养国、应国（极可能也是灭于楚）不能确知外，其余陈、蔡、许、陈、胡均先後为楚国所灭。　　淮河上游的方国，有的是姬姓之国（郑、蔡、沈、应）;有的是嬴姓（敖、养）;有的是姜姓（许）;有的是归姓（胡）;有的是妫姓（陈）。不同的姓氏昭示了他们不同的文化来源，姬姓文化自是源自宗周一脉，嬴姓则是源自东方“鸟命官”的少昊，妫姓乃是圣王虞舜之後，姜姓出自神农氏。他们同为周之封国，受天子的册封，必然同样受到周文化的熏陶。如前所述，小国寡民的淮上沿岸各国，无力抗楚，为了生存不得不向楚俯首称臣，成为楚的附庸。政治上的亲楚，带来了文化上的效楚。从郑、蔡、许等国的铜器铭文风格及多种器物上独具特色的自名用词，都显示了楚国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总之，透过青铜器铭文，可以看到不同文化在这一地区的相互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