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①理论自上世纪晚期开始在西方广泛流行，这种以偏好的转换（transformation）而不是偏好的聚合（aggregation）为特点的民主理论，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政治学和法学等领域的许多思想家们所积极倡导的民主理论模式。审议民主理论是在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批判的基础之上，来不断展现其合理性的。自由主义民主在面对其理论的固有缺陷、社会选择理论的苛刻诘难、以及存在着深层的不平等、文化多元性和社会复杂性的社会现实的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本文的核心问题就是提出一种以各种偏好的转换为标志的审议民主概念。从审议民主概念的理论之可欲性以及实践之可行性两方面阐述该理论鲜活的生命力。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在当今的政治制度设计以及政治实践当中，可谓一统天下。但是，自由主义民主理论除了愈来愈严重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的泛滥、公共领域的衰败、政治的市场化等本身的固有缺陷之外，还受到社会选择理论有力的挑战。社会选择理论指出，自由主义民主在投票过程中具有决策的任意性以及策略投票的不可避免性两方面的缺点，这两点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削弱了自由主义民主的诸种观点。面对自由主义民主的种种弊端，当代共和主义民主的理论家们认为公民具有一致性，而这源于人们共同的利益、价值和传统，并且相信民主是实现人类共同意志及共同善的有效途径之一。当代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强调个人利益却忽略了公共利益，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而忽视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等特点，共和主义民主则是重新强调了政治参与及“共同善”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重塑公共领域、强调公民参与和公共善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救治。然而，正如自由主义者所反驳指出的那样，共和主义民主也有其自身无法规避的缺陷，比如共和主义对积极公民的条件要求过高、公民身份本身可能具备排他性、公民塑造计划具有强迫的可能性等等。因此，在理论家们积极探索和欲求新的民主理论形式的努力下，审议民主应运而生。审议民主理论吸取了共和主义强调公民参与等方面的积极因素，解决了自由主义民主本身固有的缺陷。同时，通过强调偏好的转换等有效地回应了社会选择理论对民主理论的挑战。审议民主一方面强调公共舆论借助话语从公共领域向国家进行传播，从而降低了自由主义对投票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强调通过限制偏好的范围以及引入“单峰的”（single-peak）概念来实现审议过程中投票的有效性。审议民主除了通过批评与回应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来显示其优越性之外，还必须说明其理论自身的可欲性，这种理论的可欲性本身也能够进一步说明其理论模式的合理性。审议民主作为一种具有认识论性质的民主概念，具有对话性、包容性、反思性等突出的特点，强调政治共同体中生活的理性、自由、平等的公民广泛参与立法及决策等政治过程。所谓的对话性指的是，“公共审议”作为一种带有特定目标的对话，它要求的既不是所有人的一致共识，也不是每个人意见的聚合，而是一种在公共判断过程中给予每个人他自己合作动机的分配性共识理想。当前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指向了民主过程的包容性，审议民主的包容性既体现在准入对象的广泛性和多元性，又体现在审议议题的多样性。此外，要想保证这种足够的包容性，就必须具备足够的反思性来保持审议的自由和开放性。许多审议民主理论家都认为，审议民主理论最突出的特点是反思性。反思性是公共审议的关键，它能在审议过程中实现偏好的转换，这是在多样化偏好中最终实现一致结果的唯一途径。由于具备了以上三个主要特点，审议民主理论能够更大限度地满足现代政治公共性的要求，还具有更强的合法性，并且能够有效兼容和促进自由主义者咄咄逼人的中立性概念。公共性对审议民主的过程和结果都适用，是审议民主区别于自由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特征。审议民主本身指的就是在政治共同体中生活的理性、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广泛参与立法及决策等政治过程，来赋予立法及决策以公共性与合法性的民主模式。因此，审议民主自身所具有的包容性和民主对话的性质，为其提供了更具合法性和值得信任的政治权威形式的基础。同时，我们认为审议民主在面对自由主义中立性的要求时，不仅能够保证审议过程的中立性，还能够比以中立性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更加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即有利于消除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以及改善弱势群体不利的社会地位。另外，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模式，审议民主并不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程序主义的，而是程序与实质的统一。除了以上所述的诸种优势之外，审议民主还具有更好地解决文化多元主义、社会复杂性以及深刻的社会不平等等问题的作用，并且通过强调能力平等的概念，使得这种民主模式更加关注政治生活中的弱势群体。现实社会中的多元文化冲突、社会不平等以及社会复杂性是相互作用而同时存在的，并且深层次的多元文化冲突和社会复杂性对民主最直接的威胁就是社会不平等，因此，只有分析和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审议民主实践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我们引入了能力（capacities）的概念，强调处于社会上不利地位的公民不仅要有平等的机会和资源还要有平等的能力来发起公共审议，并在对话性审议当中表达自己的偏好和观点，以期影响最终的决策结果。这样以来，审议民主既能够有效回应文化多元主义、社会复杂性以及社会不平等的挑战，又能够朝向更加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公正的方向发展。总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从理论的可欲性还是从实践的可行性上来说，审议民主都是一种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民主理论模式。在本文的最后一章中，我们分析了审议民主当前制度化的可能性。哈贝马斯的双轨模式给我们以很好的启发，在批评其双轨模式的不连续性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审议民主的制度模式是一种连续性的双轨模式。至于审议民主具体的制度模式，理论家们也进行了很多的探索，包括宪法层面的审议、机构间的审议、政党间的审议、公民陪审团以及审议民意调查等等。虽然审议民主距离实现在实践中的制度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审议民主理论在系统地批判当前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基础之上，展现出了面向未来的、足够的制度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