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以来,随着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原保监会对险资的投资监管逐渐放宽,一种颠覆传统的“资产驱动负债”经营模式在寿险公司中间逐渐蔓延开来。与传统的负债驱动资产模式不同,这种新兴的经营模式将投资端的地位置于承保端之上,以资产端拉动负债端,从中赚取高额投资收益。随后几年间,这一模式发展愈发畸形,越来越多的公司追求极致的投资收益,逐渐放弃了保险本身的保障属性,甚至引发了险资集中举牌上市公司的现象。2015年,已有十余家寿险公司万能险业务占比超过50%,个别公司甚至超过90%,而万能险结算利率一度高达7-8%,存在大量经营风险。因此,原保监会在2016年强调“保险姓保”的监管理念,并陆续出台多项监管规定,对资产驱动负债模式加以严格限制,导致这种模式从2017年开始进行调整。如今,虽然典型的资产驱动负债模式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原先采用资产驱动负债模式的寿险公司应当如何转型、资产端与负债端如何匹配以及保险资金如何在资本市场上运作等一系列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当前寿险公司对于早期的万能险业务已经基本兑付完毕,即将迎来新一轮业务周期。而且2020年12月23日颁布的全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将在2023年开始陆续执行,其中对保费收入的确认方式进行了调整,这也迫使寿险公司必须进行业务转型。基于此,本文在宏观层面上收集整理相关政策文件,将资产驱动负债模式的发展历程分为初步探索期、快速发展期以及严格监管期三个阶段。而且本文认为资产驱动负债模式形成的条件不仅仅包含政策因素,寿险市场竞争逐渐激烈、人民理财需求日益强烈同样是重要的外部原因。接着,本文通过整理我国保险市场上37家寿险公司2013至2019年的经营数据,以万能险业务占比为解释变量,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资产驱动负债模式会导致公司营销费用、退保率以及承保风险上升,不利于公司持续发展。在微观层面,本文将视角聚焦到前海人寿这家典型的资产驱动负债型寿险公司上,分析其7年的公开披露数据发现:在监管政策颁布前,前海人寿借助万能险业务,经营业绩一度蒸蒸日上,但却暗藏长期经营风险;在遭到严监管以后,转型效果并不明显,盈利能力每况愈下。在结合美国伯克希尔公司和大都会人寿集团的经验借鉴后,本文认为在未来转型过程中监管层面应关注公司股权结构,构建动态监管体系;寿险公司应在负债端侧重保障型产品、开拓养老医疗产业、调整营销渠道,在资产端重视投资业务、稳健投资、防控风险,努力在原先的资产驱动负债模式基础上进行调整,做到资产端与负债端的匹配,实现双轮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