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企业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在全球资本输出国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仅用四年时间便跃升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存量国,设立的境外企业从2.54万家扩大到3.92万家,资产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OFDI日益转变成我国企业开拓市场和获取经济利润的重要渠道。中亚五国位于“一带一路”沿线,油气和矿产资源充足,但由于其国内产业发展及经济水平的限制,能源的开采利用率不足,与我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条件逐步成熟;近年来增速较快,在过去的四年间对中亚五国的投资存量保持着年均9.8%的增长率;在流量方面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7年流向哈萨克斯坦的投资额达20.7亿美元,高居第八位。但在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风俗差异较大,社会矛盾突出,宗教极端主义复杂。因此,中亚五国存在的风险是决策过程里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中亚五国为对象,选择了近10年的数据,其中包括二十七项国家风险评估指标,对数据进行标准化之后,利用熵值法进行权重赋值,计算得到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四项一级国家风险评估指标。在计算得到四类国家风险指标的基础上,引入中亚五国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之间的进出口额,各国的战略资产、自然资源禀赋及投资自由度指标等控制变量,建立了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运用该模型分析了我国在该地区近10年直接投资的风险偏好。结果显示我国流向中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呈现出政治和社会风险规避,经济及金融风险偏好的特征;在具体国别分析中,发现我国对五国投资的风险偏好和敏感度又各有不同,尤其对金融风险的变化最为敏感。为了有效降低投资损失,我国政府和企业有必要从完善双边投资保证机制、构建咨询服务体系、加强金融信贷支持、引入商业保险机构以及采取国别差异投资等方面防范和规避投资中亚五国的经济风险以及金融风险。